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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意识与生死伦理考量 　　中国每年大约有150万人因器官功能衰竭需要移植，而公民逝世死亡后捐献器官的人数这么多年来一共只有104例，1500000：104，结果就是绝大部分患者死亡或者等待死亡。 　　 　　一条“不忍心捐出娇妻尸体抵医债，丈夫踏上106年还债路”的消息报道，被媒体再度炒作得沸沸扬扬，在社会上唤起一场捐献器官、生者与死者伦理的较量讨论。河南省正阳县在京农民工郭玉良的妻子张桂梅因产后大出血死在北医三院，并欠下53万元医疗费。医院建议他将妻子的遗体捐出用作医学实验，从而免去其全部债务。但他不忍心妻子再受打扰，决定“欠债还钱”。对一个进城打工的农民工来说，53万元债务，不亚于一座大山。而他许下愚公的决心，决心挖山不止。他与医院签下协议，分106年由祖孙三代来偿还这笔债。在这个感人故事的背后，不得不引发对我国器官捐献的现状思考。 　　 　　器官移植离我们有多远 　　 　　在临床医学上，器官移植是指：当某器官患有用其他疗法已不能治愈的致命性疾病时，需采用器官移植手术，将保持活力的健康器官，从身体的某一部分移植到自己或另一个体的某一部位，以取代有病的器官。 　　卫生部器官移植重点实验室主任陈忠华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我国器官移植的供体来源主要有三种，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脑死亡后器官移植、亲属间活体移植。 　　 　　可以接受器官移植的脏器 　　 　　从尸体上摘取器官，要有死者生前自愿捐献的书面或口头遗嘱，知情同意是尸体供者的首要伦理原则。对摘取器官完毕的尸体还要进行符合伦理原则的医学处理，恢复尸体原貌。 　　人体可以接受器官移植的脏器包括： 　　心脏：由各种病因导致的心脏衰竭的病人，心脏移植是唯一的治疗方法。 　　肺脏：终末期良性肺部疾病的患者，经过传统内科治疗无法治愈，但估计尚有1～3年存活希望，可考虑进行肺移植手术来改善身体状况。 　　肝脏：处于良性肝病末期，无法用传统内科手术治疗的患者，肝脏移植是唯一的方法。 　　肾脏：当一些疾病对肾脏产生损害，肾脏不能发挥正常的生理功能时，就会逐渐发展为肾功能不全，氮质??症，其终末期就是尿毒症。挽救尿毒症患者生命的方法包括透析和肾脏移植。 　　胰脏：胰脏移植多数是与肾脏移植同时进行的，主要用于治疗晚期糖尿病、I型糖尿病、和胰切除后糖尿病。 　　除了上述器官，尚有患有脾脏、小肠等可以通过接受移植手术获得治愈。 　　 　　150万个绝望的等待 　　 　　绝望地躺在病床上，浑身插满管子，靠一堆仪器或者一次又一次的透析维持生命，每天最重要的事是祈祷，祈祷这堆仪器或是透析还对自己有效的时间里，等到一颗跳动的心，或是一个健康的肾……中国如今约有150万人正在这样的困境中等待希望。 　　中国是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器官移植大国，需要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正在急剧增加。据美国器官联合分配网统计，2002年，美国每14分钟增加1个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该年大约有6000人因未能及时得到供移植的器官而在等待中死亡。等待器官捐献的人在以每年11％的速度增长，而器官捐献者的增长速度仅为每年1.6％，每天有10余例患者因等不到可移植的器官而死亡。 　　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表明，全世界需要紧急器官移植手术的患者数量与所捐献人体器官的数量比为20：1，如果加上那些靠药物透析维持可以等待但又必须做器官移植手术的患者，比值将拉大到30：1。 　　在中国，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器官移植登记系统，当然也没有这样精确的数字。据卫生部器官移植重点实验室主任陈忠华介绍，中国的器官衰歇患者散落在全国各个医院，比较集中的为卫生部核准的164家移植中心，各个中心掌握着自己的等待名单，而这些移植中心能够得到的器官供体，基本上是“谁的公关能力强，谁获得的供体就多”，甚至可以用“各显神通”来形容这种无序的状态。陈忠华说：“有的人可能几年都没有等到，有的人等到了却没有配型成功，更有很多人根本不去登记，高昂的医疗费用已经把他们挡在了移植的门外。” 　　2008年10月20日，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等人在《柳叶刀》发表文章称，中国每年大约有150万人因末期器官功能衰竭需要器官移植，这其中包括尿毒症、肝癌和肺癌等患者，但每年能够使用的器官数量不到1万，供求比例达到1：150。 　　中国的器官衰竭患者活下来的希望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跟美国等发达国家更是没有可比性。即便如此，这150万人中那幸运的1万人，获得的器官供体也充满了外界的质疑，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来自于死刑犯，其余的一小部分来自于亲属问的活体捐献。活体器官捐献，将不得不面对“以伤害一个健康人为代价去挽救另一个垂危的患者”；而死刑犯的器官来源，总有一天会在中国民主与法制的进步下日渐衰落。 　　可是，那150万需要移植的患者有谁能让他们活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