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谈遥远父亲杜月笙.docVIP

儿子谈遥远父亲杜月笙 　　口述　杜维善　整理　李菁 　　 　　遥远的父亲 　　 　　其实小时候跟我父亲在一起的时间非常少。我母亲跟父亲结婚后，她自己住，父亲和前三位夫人住在老公馆里。 　　抗战爆发后，父亲先离开上海，借道香港到了重庆。直到抗战胜利的前两年，母亲才带我们到重庆与父亲团聚。抗战胜利后，父亲回到了上海，先是暂住现在的锦江饭店，我们住在另一个朋友家里，彼此还是分开的。 　　真正和父亲生活在一起，是1949年我们到了香港以后，但接触也不多。 　　父亲在我们面前一直很严肃，给我的感觉是很有距离。所以我与父亲始终没建立起一种亲近感。而且在父亲的观念中，杜家始终以正房的长子为大，所以家里对外应酬都是大哥、大嫂出面。 　　大太太很早就去世了，剩下的4位夫人中，母亲和孟小冬的关系是最好的，其他两位夫人一天到晚地斗争。 　　在杜家，兄???间的斗争也很厉害。父亲有11个孩子，我是男孩子中的第7个，但是因为我年龄小，也不住在一起，所以我没涉及其中。父亲想培植大哥杜维藩，但实际上他是个阿斗。大哥喜欢喝酒，我父亲常常骂他：你代表我请客，可是客人刚刚到你就醉了，你还怎么代表我?但杜家的接班人始终是他，父亲的观念终变不了。 　　 　　江湖生涯 　　 　　父亲出身贫寒，我的祖父母很早就去世了，他靠在水果店里帮工谋生。我想，父亲之所以能脱颖而出，是靠义气。 　　父亲的―个观念是不做官，像他那样很早就闯荡江湖的人，很注意结交各方关系。我知道父亲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我不想为他辩解什么，只是觉得，应该把他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看待他。 　　现在很多人喜欢把父亲与黄金荣、张啸林并称“上海三大亨”。黄金荣和张啸林我都见过。我对黄金荣印象不深。父亲与黄金荣的关系后来有点复杂。黄金荣发家早，但是到了30年代，父亲远远超过了他，他有点嫉妒我父亲，所以不太愿意来往。但表面上大家还是一团和气的。 　　相比而言，张啸林就是一介武夫，我跟张啸林见面的机会比较多，因为我小时候，张啸林的太太很喜欢我，父亲就把我过继给他，认他做干爹。 　　张啸林被杀那天我还有印象，那时我才7岁，觉得干爹死了，出了一件大事。张啸林死时，父亲在重庆，他既没有表态也没有发唁电，其实他心里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张啸林被日本人拉去做了伪浙江省主席，之前他也劝阻过张啸林，未果。我相信戴笠要杀张啸林事先是征求过父亲的意见的，但一面是兄弟之情，一面是民族大义，他不好表态。 　　 　　多面的父亲 　　 　　《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当年曾在文章中说，以为像杜月笙这样大亨式的闻人，该是一介草莽赳赳武夫，但见面后，只是一个修长身材、面色带青的瘦削老人，言谈中也少带粗话。 　　父亲小时候因为家境贫寒，没怎么受过教育，所以对我们的教育看得特别重要，尤其是对男孩子。有一次大哥逃考，被他狠狠打了两个耳光。 　　父亲对文人一直有一种向往，也对他们很敬重。他结交了很多文化名人，很多文人也都成为他的私人律师或座上客。章太炎与父亲的私交甚好，1930年父亲在家乡买了50亩地，造了“杜氏家祠”，章太炎不但为杜家编了家谱，还写了洋洋千言的《高桥杜氏祠堂记》。 　　章士钊算是父亲的私人律师兼参谋。很早以前，毛泽东要送很多共产党员到巴黎去，找到章士钊帮忙，章士钊又来找我父亲要钱，父亲觉得各方面人都要结交，求到门下就要帮一下。 　　父亲发达后，江湖上一些事情他就让别人出面去做，与早期的兄弟也保持了一点距离，而他更多做一些公益和慈善。每有灾害发生，父亲一定出面组织赈济。 　　不论对父亲有何评价，有一点是公认的：在民族大义上，他从来没有动摇过。抗战一开始，父亲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的名义，联合上海各界组织救护队伍。即使在父亲撤到重庆以后，海外很多捐赠的物资或救济品，都由父亲接收后运往内地，他在上海布置了很多人在日占区做地下工作，暗中帮助国民政府。而日本投降时，国民政府要接收上海，父亲也做了很多稳定上海的事。 　　 　　政治内外 　　 　　蒋介石和父亲的关系，坦白说就是利用，因为蒋介石始终没办法控制上海，所以他要利用父亲在上海的关系实现间接控制，而父亲是不做官的，无所谓蒋介石对他怎么样，所以这种利用也是单方面利用。 　　抗战胜利后没多久，父亲和蒋介石的关系就出现了裂痕。可能在蒋介石看来，那时他已经不需要通过我父亲来控制上海了。三哥杜维屏被蒋经国以投机倒把罪逮捕后，有传言说蒋经国要枪毙他，父亲没有多说什么，就一句话：“我有8个儿子，枪毙一个无所谓。”我相信说这话时，他还是能够感觉到世态炎凉的。但他们对杜家可能还是有所顾忌，三哥被判了6个月后放出来了。 　　这些年也陆陆续续有文章，讲父亲当年在上海帮助共产党的事情。比如1947年父亲收下金山为“关山门徒弟”，我想父亲对金山的共产党员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