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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千里云和路,一次折戟飞行 　　 　　2002年9月14日，一辆救护车驶进香港机场的停机坪，停在了刚抵港的菲律宾航空公司班机前。我在救护员和航空公司职员的护送下，被抬上了救护车。至此，结束了我23小时的飞行，将近35小时的难忘之旅。 　　坐飞机对我来说，算是家常便饭了，不仅常常使用轮椅服务，也试过打着石膏上飞机。可像这次，在进行了髋关节全髋换置术的第三天，就飞这么长的旅程，确是有点惊心动魄。 　　 　　我几十年的病痛生涯里，也算是受到过许多次打击，但从未试过这种震撼，好像一个等待释放的缓刑死囚，突然得知要马上执行死刑。 　　 　　故事要从美国时间9月9日说起，那是一个星期一的早上。美国东部巴尔第摩。我按照约定的时间，准时出现在赛纳医院四楼手术等待室。登记小姐看见我一个等待做大手术的病人却拖着一大堆行李来，不禁一脸的惊讶。我把大件的行李交待给登记小姐，自己在等待室里找个位子坐下。这个中央大厅里坐满了病人和他们的家属，像我这么单身孤影，绝无仅有。我等待这一天等了多少年了！ 　　我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症，很轻微，原本可以照样享受生活，但因生不逢时，一场浩劫，把好医生从我身边，带去了牛棚。我的一生从此和医院结下了不解之缘。已经搞不清开了多少次刀，也知道再开多少次也无法逃离骨质老化、磨损的命运。最严重的是左髋严重脱位，多年来过量的操劳使磨损异常严重，日夜疼痛，唯一的办法就是更换人工关节。因为人工关节的寿命有限，所以我一直遵守医生的嘱咐，要忍到忍无可忍的地步才可开刀。没想到，真到了这一天，香港医生权衡再三，认定我肌肉力量太差，属世界性的疑难杂症，不肯担风险，很坦白地说他们不会做这个手术。 　　在美国的堂妹把我接了过去，安排我咨询那边的医生。怀着试一试的心情，我去了，并不抱有希望。我在她那儿住了两个多月，一边等待就诊的日子来到，一边为我的新书收集资料。谁料到当我看到医生肯定的目光，听到医生说，过了手术后关键的6个星期，就不用再担心时，我像是一个溺水的人忽然抓住了救生圈，兴奋无比。我不想再等待，当医生问我准备什么时候动手术，我说越快越好。 　　 　　芒特医生诚恳地对我说：我尽全力做好手术，我无奈地答道：我会尽力去凑钱。终于，24小时内，大家从不同的州帮我凑齐了2.5万美金 　　 　　现实毕竟是现实，要抓牢这个救生圈，不可缺少的要有两大条件：庞大的医疗费和休养的地方。对于前者，我寄希望可以分期付款，听说这在美国医院是很普通的事。对于后者，我坚决倾向于回香港。亲朋好友当然不同意我这种冒险的做法。于是，我借故采访，离开了东岸马里兰堂妹的家，来到西岸。这时有了意外的好消息，医院行政口头上同意我可以分期付款，医生也为我安排了手术日期，2002年9月6日星期五。 　　我欣喜若狂，马上买了机票，准备回到巴尔第摩，为了不惊动堂妹，我在网上根据美国的邮政号码，找到一家离医院最近的、最便宜的旅店。我只订了两晚，谁知，却住了五晚，因为事情发生了变化。 　　原来，医院董事会不同意让我分期付款。到了医院我才明白，手术费并不贵，7000美金，但住三晚医院，费用却高达18000美金，平均每晚6000美金。根据医院政策，没有买保险的病人更要事先一次性付清医药费。 　　怎么可能在短短的时间里筹集这么多钱？我准备放弃，因为美国经济下滑得厉害，就是向亲朋好友暂借，也不好意思开口。朋友们却劝我实在不应该放弃。我要求见主诊医生芒特，我的决定应基于他对手术的信心。芒特医生告诉我：星期五的手术取消了，因为董事会主席说了“不”。在经济方面他无能为力，但他对手术绝对有信心。芒特医生诚恳地对我说：我尽全力做好手术。我无奈地答道：我会尽力去凑钱。终于，24小时内，大家从不同的州，帮我凑齐了2.5万美金。全部用的是信用卡。这个人情，我永生永世都还不清。 　　 　　全医院的人都在骂芒特医生疯了，怎么能让一个手术后第三天的病人，单独坐飞机飞行22个小时？谁都知道，全髋关节换置手术后，人不能坐直90度，最易脚部血栓。要是脱位，后果将不堪设想。 　　 　　赛纳医院是一家犹太人开的医院。手术后，我被送入其中的一间单人病房。第二天一早，芒特医生的助手莱蒙医生高兴地告诉我，手术非常成功，简直可以用完美来形容。他说：“你今天就可以坐起来，可以的话你还能够走路。” 　　我不是十分相信，伤口还在流血，身上多处还插着管子。我还十分担心出院的问题。因为自从芒特医生同意我手术后直接从医院坐飞机回香港，全医院的人都在骂芒特医生疯了，怎么能让一个手术后第三天的病人，单独坐飞机飞行22个小时？谁都知道，全髋关节换置手术后，人不能坐直90度，最易脚部血栓，要是脱位，后果将不堪设想。 　　我认识的所有人，没有一个不对我这种做法作出强烈的反应，连我敬重的一位华裔美国陈医生也强烈反对，是他把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