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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华武术及其发展若干思考(二) 　　(接上期) 　　 　　(1)武术本来不是体育 　　 　　体育学名“身体教育”，概念源出于卢梭的《爱弥儿》，法语原文为“Education Physiquw”，英语表述是“Physical Education”，不包括高水平竞技运动“Top Level Sport”。现代人一般把武术归于体育，并把它定位于一种“中国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武术确实具有不少体育属性，“武术之道在于练”，它必须通过身体训练来进行，不但有强身健体之目的，而且还有很强的教育功能，这跟毛泽东所说“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基本方向是完全一致的，由此通过体育部门对它进行管理自然也在情理之中。自民国初年关于“土洋体育”的讨论以来，武术体育化(这也反映出它原来并非是体育)的方向就已经是别无选择的了。 　　武术活动确实是一种身体训练，然而作为武术核心的技击技术，却跟一般的体育技术不相同。体育技术作用的对象是受训者自己，通过身体素质和身体技能的训练而同时提高自我，而技击技术作用的对象则是受训练者可能的敌手，要通过攻守进退的技术博弈制服或消灭对方。由此武术跟诸如毽子、跳绳一类非生活实用的“中国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就明显地不同。就训练方法而言，中华武术讲究肢体活动的个人修为(追求“功夫上身”，并要求“以身载道”和讲究礼仪)，具有不容置疑的身体教育功能，然而并不是凡具有教育功能的人体活动都可以直接归到体育类的，例如演戏是具有一定教育功能的人体活动，但演戏却并不属于体育。尽管武术训练中具有不少礼仪教化方面的社会内涵，要求协调人际关系，然而其最后的落脚点却集中在“保护自己和制服敌人”。 　　中国古代并没有“体育”这个概念，与此相近的概念是“养生”、“修炼”和“嬉戏”、“游艺”。它们跟西方式体育一样都是广义的“身体教育”，都是通过身体训练和身体活动去改善和提高人体的身心协调能力和状态，由此进一步改善和提高人的活动技能和获得社会认同。但西方式体育更多的似乎是偏于外在体质、体能和专项技术的社会性训练，强调“更高、更快、更强”的超越自己身体极限，主要靠消耗能量以表现生命，而???国的养生、修炼和嬉戏、游艺，则更多突出内向进行(而不是外部灌输)的自我心性修养，着眼于身心、形神的自我调适，讲究性命双修、变化气质的“我命在我不在天”，目的偏于节省能量以延长生命。在古代中国，养生修性是生活的一个有机部分，并体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所谓“行住坐卧，不离这个”，不像西方近代那样把身体训练从生产和生活中划分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活动领域。中华武术有着很强的养生和修性功能，其中的太极拳甚至还反复宣称“详推用意何为准?益寿延年不老春”，并运用其特有那“用意不用力”的“意识体操”训练(但这仍然是用以应对环境那意、气、形三统一的“?劲”训练，表现为调控整合身心两端的自我意识，由此明显区别于冥想和静坐一类纯心理?向的“意识体操”)，表现出极强的“身心合一”、“性命双修”之养生文化意蕴。然而包括太极拳在内的整个中华武术，其基本的技术内涵却又主要是应对敌手那攻守进退的性命相搏，其内向修炼的结果却是用来应对环境的生存竞争，这不但要伤及对手，而且一定条件下往往还会伤及自身。由此看来，技击本性跟体育本质明显相悖。 　　作为一种身体训练，西方式体育属于体能和技能的社会化培育，而中华武术却更多的是身体技能之自我修炼，其出发点并不是西方式“灵肉两分”假定下对生命载体那体能和技能的教育磨炼，而是对“身心合一”自我体悟那生命整体的超越提升。由此武术训练也就并非只是“外在”的身体“招式动作”组合，而是特别讲究“内在”意念主导下整合内外资源而达到“随机应变”和“得心应手”的“劲附招而行”，它将“后天习染”所形成的“拙力”作为“文化改造”的对象，以“用意不用力”的“跟空气作战”作为练习手段，以“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作为进阶道路的“力的文化建构(劲路或劲道)”。在武术的“劲路”系统中，以“弱者文化”作为文化源泉，其着眼点也并不在于单一向度“力量绝对值”的增加，而是在于“不同力量相互关系态势之变换”，由此不仅形成“练法”中“由弱变强、以慢练快、化死力为活力”的训练方法，形成“打法”中“手慢打手快、无力打有力、弱者胜强者”的理想效应，而且还形成“演法”中体现“身心合一、形神兼备、天人相应、体用一如”那种“同合大道、大化流行”的潇洒自如，用身体语言诉说一种经由行为而不断地向世界开显和生成那“生生不已”的生命活动，由此先天的“勇与力”走向后天的“技与巧”。在这里，“用意不用力”等技术要素既是训练方法又是实战手段，所谓“阴阳相济，方为懂劲”，它所表现出来的“强弱”、“胜负”等等在事实上都不是绝对的，其背后实质在于对“天时、地利、人和”整体运行的把握和运用。不用力而显示力，柔弱可以胜刚强，这在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