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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文学社会学研究知识空间与思想视域 　　由于受到“庸俗社会学”的牵累，文学社会学在中国一向名声不佳。新时期之初，伴随着批判庸俗社会学的热情，大部分文学研究者都迫不及待地抛弃“外部研究”，义无反顾地转向“内部研究”。“什么方法都好，就是不能容忍社会学方法”[1]――在这样决绝的理论宣言中，包含着理论界迫切希望将文学研究“去政治化”的焦虑心态。不过，在1980年代的“方法论热”中，还有少数研究者对“内部研究”持保留态度，并认为这种研究思路并不能真正阐明文学的社会功能。据此，他们试图借助文学社会学来重新认识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并预言“文艺理论界的兴趣最终还是要转到文艺社会学方面来”[2]。正是在这种理论信念的感召下，1980年代后期出现了翻译和研究文学社会学的热潮。 　　不过，今天来看，这一预言并未成为现实，研究者的兴趣最终并未真正“转??文学社会学方面来”，持续吸引他们的依然是各种花样翻新的文本分析理论。新世纪以来，相关的研究论著已是屈指可数[3]，文学社会学悄然淡出理论界热闹的中心。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文学社会学在当代中国已经耗尽了它的理论意义？今天我们还有没有必要来重新讨论这种研究方法？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首先检讨已有的文学社会学研究实绩。 　　 　　一 　　 　　中国当代文学社会学研究是由译介西方文学社会学论著开始的。198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相继翻译出版了埃斯卡皮、西尔伯曼和豪泽尔等西方文学社会学名家的著作，这使中国学者获得了文学社会学的基本认识。此外，相关研究论文选辑的翻译出版，进一步丰富了这些认识。但总体来看，这些译介工作缺乏系统性，这个领域很多重要的研究者并未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例如（文学）趣味社会学研究的开拓性人物――许京（Levin Ludwig Schücking）的著作，更少有人知晓梅林（Franz Mehring）对这一研究方向的重要贡献。这种片面的、零散的译介状况导致中国学者未能建立起对于西方文学社会学的整体性认识，由此也无法对西方学者的理论成就做出恰当定位。譬如，译介者往往只关注斯达尔夫人对于文学社会学的开创性意义，而并不了解关于文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讨论，最早是从法国思想家波纳德（Louis de Bonald）那里开始的。 　　这种知识形态上的缺陷，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当代文学社会学研究的思想高度。不可否认，19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通过很多思考和尝试，“构建”了文学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基本面貌。不过，如果一一检视这些研究著作，不难发现研究者往往缺乏必要的知识储备，这导致不少理论探讨呈现出“粗加工”特色，一些论述经不起仔细推敲，偏颇和含混的观点不在少数。例如，在关于文学社会学的学科定位问题上，大多数研究者都理所当然地将文学社会学视为一门独立学科。这自然代表了当代学者力图将之学科化的可贵努力。但问题在于，一门学科的确立需要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和独立的研究方法，而我们从这些研究中看到的只是对其他相关学科研究对象的移植和方法的归纳，并不能看出研究者相对独立的规划和构建。事实上，在西方文学社会学的发展中，对文学社会学是否能够成为一门学科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经验实证这一研究路向，而且难以克服的重重理论困难，使得这一努力最终也未能真正实现。在理论批判的文学社会学研究者看来（例如在阿多诺那里），并不存在作为一门学科的文学社会学。由这样的理论语境来看，“文学研究中的‘文学社会学’与学科之‘学’无关，而是方法学的‘学’”[4]。这似乎是比较恰当的定位。 　　此外，知识形态的缺陷也使得研究者无法参照西方既有研究来展开理论探讨，并最终真正建构出文学社会学的理论体系。因此，已有的构建工作尽管看上去各具特色，但实质上并无理论方面的推进，往往不过是教条化的观点列举和归纳。以《现代文艺社会学》一书为例，作者所建构的文学社会学包含了文艺行为社会学、文艺价值社会学和文艺心理社会学三个方面。依据作者的理论构想，“[……]这三大系统是从三个不同的侧面（逻辑展开、内在尺度、心理基础）来共同揭示文艺作为社会性的审美实践的本质、规律的”[5]。但具体来看，该著并不没有将“文艺价值社会学”和“文艺心理社会学”与传统的文学价值学和文学心理学区别开来。如果这两个术语的发明并不包含新的理论意涵，那么由此建构的理论体系的正当性就需要重新考量。这种内在缺陷也使得作者未能将其规划的三个方面严格区分开来。比如，“文艺行为社会学”部分对“文艺创作的微观机制”讨论，与“文艺心理社会学”部分对“文艺创作心理之辨析”出现交叉重合，而且这两方面的讨论与文学心理学的已有研究并无本质区别。此外，该著每一部分的章节划分也略显粗疏，对具体理论问题缺少必要的辨析。例如，在“文艺行为社会学”中，该书专门用一章内容来讨论“文艺欣赏”问题。显然，作者在这里将接受美学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