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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贵州制度变迁动因及特征研究 　　本文为贵州省教育厅2007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制度变迁与清代贵州经济研究”（项目编号：QFD2007003）的阶段性成果，受贵州财经学院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资助 　　【摘 要】 清代贵州制度变迁（改土归流等）的需求具有内生性，其首要目的是为了加强对贵州的统治；财政压力是制度变迁的直接原因。其变迁过程表现出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相结合，宏观制度变迁与微观制度变迁相结合，政治制度变迁与经济制度变迁相结合，以及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性等特征。 　　【关键词】 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清代；贵州 　　 　　一、清代贵州制度变迁的动因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当在现有的制度下，由外部性、规模经济、风险和交易费用所引起的收入的潜在增加不能内在化时，一种新制度的创新可能允许获取这些潜在收入的增加。也就是说，当存在潜在利润时，要获取它们就必须进行制度创新，这样才能实现外部潜在利润的内在化，使社会净收益增加。清代贵州制度变迁也是为了实现潜在外部利润内在化。 　　1、制度变迁需求的内生性 　　清代贵州制度变迁需求主要是由内部因素决定的。制度安排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如果没有对一种新的制度安排的内在需求，大规模的制度变迁是不可能发生的，即使设计出新的制度安排也不能生根下来并发挥应有的制度效应。清代，中央政府对贵州驿道干线的整顿以及“改驿设铺”等制度变迁，对通往邻省的水路的疏通治理，既是清廷加强对贵州以至整个西南统治，强化军事控制的要求，也是在全国基本统一、各地区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的大背景下，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因为经济社会的发展不能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进行，要不断与外界进行信息和各种要素的交流。至于“改土归流”和调整完善行政建置，是清廷为了更有效地治理贵州才进行的制度变迁。康熙平定“三藩”之乱后，为了安定人心，减少统治成本，在贵州许多地区仍然利用土司对少数民族进行统治。到雍正年间，随着社会的逐步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土司制度的弊端已越来越暴露无遗，特别是黔东南一带号称千里“苗疆”的地区仍然是一个所谓“化外”的“生界”地区，这种状况对加强中央集权、统治贵州和巩固西南非常不利。正因为在治理贵州和西南的过程中存在着未解决的重要问题，才“内生”地产生了制度变迁的要求，而“改土归流”、开辟苗疆以及完善贵州的行政建置等，不过是对这些问题和要求的一种反应方式。其他的制度变迁如赋役制度变迁、鼓励移民垦荒、金融制度变迁以及实施鼓励农业、工矿业和商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如盐政改革）等，莫不如此。 　　2、制度变迁的直接原因 　　清代贵州制度变迁的直接原因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从政治统治方面看，制度变迁的首要目的是为了加强对贵州的统治，实行有效的军事控制。政治制度变迁是这样，经济制度变迁最终也是为控制贵州服务的。以改土归流为例：清初，清廷在贵州的统治还很不稳定。清廷统一贵州后，仍沿袭明制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这是为了在整体上将贵州全部纳入中央王朝的统治范围以减少各少数民族对清廷的抵抗、降低统治成本的“权宜之计”。这种过渡性的土司制度对于当时维护中央王朝对贵州的统一具有重要意义。但后来土司制度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越来越不相适应：如土司地区的财赋收入全由辖区的土官征收，这些财政收入当然由土司把持；土司府还私设牢房和制定各种法令规章，并建立土司武装，可以任意处置辖区内的属民；有的土司甚至公开对抗朝廷；土司之间时有仇杀发生，并经常挑起民族矛盾，非常不利于民族地区的稳定。土司制度对加强中央集权，实现对贵州乃至西南地区的长治久安就构成了威胁。因此，必然要废除土司制度，代之以利于中央王朝统治的流官制度。其他制度变迁，如开辟苗疆、整顿交通、调整完善行政建置，在新辟“苗疆”实行屯军制度等，无一不是为了加强政治统治和军事控制之目的。开辟“苗疆”，首先是为了将这一苗族地区纳入中央王朝的统治；其次是黔东南这一地区在贵州所处的重要战略地位。因为这一地区位于湘黔、滇黔驿道交通干道沿线，从云南经过贵州到湖南、湖北都要通过这一通道，并且从这里还有水路通往湖南和广西。所以要统治贵州并长期巩固西南地区，必需开辟苗疆，并布防驻军把守，建立基层汛塘制度，实行新的屯卫制度。 　　二是从财政收入方面看，制度变迁有直接的财政压力原因，是为了增加贵州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由于自然地理、历史等原因，贵州的经济社会落后，财政收入很少。清代前中期每年全省收入在18万―20万两银之间；而年支出达90多万两，军费开支占很大的比重，仅兵饷每年就需50多万两银。巨大的军费开支成了高额财政支出的直接原因。收支相抵，每年不敷支出70多万两银。至清末，贵州的财政收入有所增加，但支出增长更快，每年不敷支出超过清代中前期，多达90多万两。所以清代贵州财政入不敷出是常态。每年财政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