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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志与摹仿中西文论观念不同言说 　　摘要：诗言志被称为中国诗论的开山纲领，摹仿说被视为西方文论的基石，它们虽然都是对文学艺术本质规律的探索和认识，但却形成了不同的文论话语体系，使之在理论内涵、逻辑起点、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上有着巨大差异。这种差异形成的原因，与中西方不同的哲学土壤有很大的关系，即中国传统哲学的主导思想是“天人合一”式，而西方哲学史上占统治地位的旧传统是“主客二分”式。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强调物我相通、情景交融，甚至以情驭景，这使得人与外物的关系多为一种情感体验；主客二分强调主体与客体的分离，这使得人与外物的关系多为一种知觉认识，所以西方文论认为文学应表现的是那个客观世界。 　　关键词：诗言志：摹仿；哲学分野 　　中图分类号：I1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4－0062－04 　　所谓文论观念，就是文学理论批评中，对于文学的最根本的看法，例如艺术与现实的关系等。它往往形成于其文论萌芽发展的早期，并对一个区域或民族文论的发展，起着奠基和决定的作用。宏观地比较一下中西方传统的文学艺术，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抒情性文学比较发达，其抒情写意的艺术功能也发挥得比较充分。而西方的叙事性文学及其叙事理论则较为繁荣。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但最关键的是中西方在文学和文论的基本观念上有着区别。中国与西方各有其不同的文化土壤，因而有着不同的文论观念。中国自古以来就主张“诗言志”，而西方则从古希腊时起，就倡导“模仿说”。 　　一、诗言志：中国文论的滥觞 　　“诗言志”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学命题，被视为中国诗论的“开山纲领”。“诗言志”出自《尚书?尧典》，记载有中国古代传说中“五帝”之一的舜谈论音乐的话语，原文中有以下四句：“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它的大意是，诗是用来表达人的志向的；歌的旋律悠长舒缓，徐徐吟咏，以突出诗的意义；声音的高低又配合着悠长的旋律：音律又调和着吟唱的歌声。诗言志之所以能作为中国文论的基本观念，除了它是中国文论的源起之外，还在于它在后世文论中一直得到尊崇与传承，影响着中国文学和文论的发展路向。 　　自《尚书》始，先秦其它典籍中，也有类似表述。例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有“诗以言志”；《荀子?儒效篇》有“诗言是，其志也”；《庄子?天下篇》有“诗以道志”。孔子和孟子虽未直言“诗言志”，但他们也在一些论述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如孔子说：“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即语言要充分表达意志，文采要充分修饰语言的意思。 　　汉代的《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其意思是，诗是思想情感的体现，藏于心中称为志，形诸言称为诗。情感激动于心便会形诸语言，语言不足于表达便会咨嗟叹息，咨嗟叹息不足以表达便会引声长歌，引声长歌不足以表达便会不由自主地手舞足蹈。它指出诗是诗人之志的载体，诗人作诗，是有志在心，受到情感的激发，发言而为诗；这段话将“志”与“情”结合起来谈，进一步阐明了诗的言志抒情的本质特征，并涉及与音乐、舞蹈的相互关系。 　　到了魏晋南北朝，许多作家或文论家为诗的言志抒情说作了各自的解说。陆机在《文赋》中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的概念，尽管这里未言及“志”，但他并不否认“诗言志”的主张。在《文赋》中他常将“情”、“志”并举，其涵义往往相通。因此李善为《文赋》作注月：诗以言志。故日缘情。 　　唐宋时期，诗言志说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李商隐等人便以“言志”来纠正“缘情”之不足，提出了“属词之工，言志为最”的观点。宋代袁燮、张戒、陆游，明代的吴宽等人都将“言志”视为“诗人之本意”。例如，宋代张戒论诗，主张诗以言志为本。他指出：“建安、陶、阮以前，诗专以言志；潘、陆以后，诗专以咏物；兼而有之者，李、杜也。言志乃诗人之本意，咏物特诗人之余事。古诗、苏、李、曹、刘、陶、阮，本不期于咏物，而咏物之工，卓然天成，不可复及；其情真，其味长，其气胜，视《三百篇》几于无愧。凡以得诗人之本意也。潘、陆以后，专意咏物，雕镌刻镂之工日以增，而诗人之本旨扫地尽矣。”(《岁寒堂诗话》)张戒指出，因时代不同，有的诗人以诗言志，有的诗人以诗咏物，也有的诗人兼而有之，但是，言志应为作诗之本。 　　清代钱谦益、王土祯、袁枚、方东树、纪昀等人也有所论述，都发挥了“诗言志”说。钱谦益说：“夫诗者，言其志之所之也。志之所之，盈于情，奋于气，而击发于境，风识浪奔昏交凑之时也。”“古之为诗者，要归于言志永言。”“诗言志，志足而情生焉，情萌而气动焉。”(钱谦益《牧斋有学集》)。他特别强调了志“盈于情”、“志足而情生”，将“志”与“情”联系起来考察，视主观因素的“志”为内核。王士祯则借《文赋》中的话来表达诗言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