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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直击一个小山村种地纠结 　　沿着崎岖不平的小路，记者随吴从柯老人艰难地爬上了山坡，用了整整21分钟。老人指着眼前十来亩荒草长得快半人高的撂荒地对记者说：“找到撂荒的原因了吧，你身强力壮空手上来都冒汗，我们这些六七十岁的老头子挑担肥料爬坡上坎还不累个半死？” 　　这是2012年4月12日，记者在蓬溪县群利镇九龙坡村采访时经历的一幕。 　　地里的“揪心账本” 　　九龙坡村曾经在中国改革开放史上书写过浓墨重彩的一页。早在1977年，当时的九龙坡大队就偷偷分田到户，成为四川头一个推行联产承包的生产大队，后来被誉为“四川大包干第一村”。 　　“那时庄稼人把土地硬是当成命根子呢，邻近的大队亩产谷子只有300多斤，我们创下了600多斤的纪录。”曾经当过多年村支书的文永福老人沉浸在对辉煌岁月的回忆中，“包产到户激发出来的干劲太大了，不过短短一年工夫，大伙儿就吃饱了肚子。” 　　在村里许多老人的记忆中，那些年土地在乡亲们眼中金贵得很，大伙儿不仅精心侍弄包产地里的庄稼，连房前屋后的空地、乡间小道的田埂上都种满了花生、胡豆，真个是“家家无闲人、处处无荒地”。 　　时过境迁，当年农民对土地充满希望并视其为命根子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劳动强度大、靠天吃饭风险高、粮食收购价偏低等等，原因很多。但归根结底就一条――种粮食只够填饱肚子，根本赚不了钱，碰上天灾虫害还要倒贴本。”九龙坡村党支部书记杨明学直言不讳地告诉记者，“只要有点办法的人都不愿务农，随便找个什么事情做收入都要高得多。” 　　杨支书的说法很快从村民们的一笔笔细账中得到了证实。以种1亩水稻为例，当地农民必不可少的刚性开支如下：种子20元、化肥90元、犁田费125元、抽水费70元、农药20元、地膜20元；如果是机器收割，每亩开支200元，请人收割的费用则要350元。 　　这就是说，1亩水稻的刚性成本在550―700元之间，而产出是多少呢？“一类田1200斤谷子，二类田800斤谷子，平均下来就是1000斤左右。”分管农业的群利镇副镇长许华说，“每亩毛收入1200元左右，加上每亩102元的粮食补贴，扣除全部成本后，每亩水稻收入也就在500―650元之间。” 　　“这是没有计算人工费和风调雨顺无病虫害的最好收成。”在农村长大的镇党委副书记舒蕾特别提醒，“一旦出现大的旱涝灾害，往往一年的辛苦全部打了水漂，连哭都没地方哭去！” 　　作为靠天吃饭的农业，年年风调雨顺近乎奢望，倒是种粮亏本的事时有发生。村民杨运华在耕种自家3亩地的同时，代种了同村人的5亩地，老两口正常年景刨除成本约有4000多元的收入。2010年蓬溪遭遇特大旱灾，杨运华4亩地颗粒无收，整整损失了近5000元，那阵子老杨逢人就苦笑：“老天爷不长眼，这一年又白干了！” 　　农民的选择 　　几次退耕还林后，吴从柯老人所在的七组仅剩下35亩耕地，但仍有山上的12亩土地长期撂荒，成为全村撂荒面积最多的一个组。 　　种了一辈子庄稼的文永福老人对人工成本账算得清：以种1亩水稻为例，从下种到收割得150天，扎秧栽秧要用14个工，打药施肥除草管水用5个工，打谷割谷花5个工，晒谷2个工……不仅5个月时间动不了窝，而且要占用整整27个工日。 　　这27个工日如果折算成工钱的话，会是多少？ 　　“如今群利镇哪怕修房请小工每天少了80元都拿不下来，27个工日就相当于2160元劳务报酬，只不过大家平时没计算人工钱，但真到请人时就得掂量了。”村主任贺远华说，“每到收割时节大家都用换工的形式，后熟的帮先熟的收割，然后以此类推，实在收不及的只好损失一些，本来种田就挣不了钱，哪里还敢请每天上百元工钱的短工啊！” 　　严峻的现实面前，农民也学会了算账和选择，往往会把务工经商放在首位，即使务农也愿意选择相对收益高的经济作物或发展副业。 　　去年年初，从未出过远门的一组村民林秀平夫妻双双外出务工。当时村里很多老人暗暗好笑，都58岁了还外出打工，怕是要不了多久就得灰溜溜地回来哦。这一回大伙儿看走眼了，今年春节林秀平夫妻回村时很是神气，原来，老林在成都一家建筑单位守材料月薪1500元，妻子在单位上煮饭也开1200元工资，而且还包吃住。 　　“过去种8亩地累得要命不说，还赶不上现在两个月挣的钱多，这辈子再也不种地了！”林秀平夫妻高兴之余还是遗憾，“早晓得外面这么好挣钱，二十年前就出去打工了！” 　　日益衰老的村庄 　　林秀平这一走，九龙坡村再也找不到一个60岁以下的农民种地。 　　85岁的村民马超秀种了两亩多水稻和玉米。由于上了年岁，老人家的庄稼收成很差，别人的水稻亩产上千斤，她的只有700来斤，一年下来仅够自己和有病的儿子糊口。 　　九龙坡村一组32户村民中已有14户人在外购房定居，全组耕地主要靠杨运华、陈昌云、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