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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古代口供制度 　　[摘 要]口供是一种很古老的刑事证据，它是我们了解案情与定罪量刑的重要依据，但实践中人们对于口供往往过于倚重并导致刑讯逼供。考究古代口供制度的发展历史、形成原因，并以史为鉴，树立一种正确的口供观已是当务之急。 　　[关键词]口供；证据制度；刑讯逼供；原因 　　 　　口供，通常是指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供述。在古代证据体系中，口供往往拥有着其他证据所无可替代的地位。在证据的发展历史中，口供一直是一种最古老的证据，历来受到重视，封建统治者认为“罪以供定，犯供最关紧要”，这一观点奉行口供至上，必然导致刑讯逼供。新中国成立以后，封建余阴仍然影响我们，刑讯逼供在一些地区和部门不同程度的存在着。至今为止，口供至上仍是发生错案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从历史的角度对口供制度进行反思并试图加以完善很有必要。 　　一、中国古代口供制度之演变 　　（一）产生时期 　　西周之前，王权与神权统一，司法活动是以神权政治理论为指导的神判天罚，司法判决往往借助卜问神灵的形式，加重威慑的力量。如许慎《说文解字》中“?，刑也，平之如水，从水；?，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用神兽去触有罪者，正是过去实行神判的反映。 　　自西周开始，以“明德慎罚”为核心的德治思想代替了“代天行罚”的神权政治，使司法活动由神判定案转向了以人为主，基本上摒弃了神示证据。中国的审判由神判法时期进入了人判法时期，这种转变也使得口供变得日益重要。《尚书正义?吕刑》云：“两造具备，师听五辞”、“各得其辞，乃据辞定罪。与众狱官共听其辞，观其犯状，斟酌入罪。”就是说审判官员要先听取双方的陈述，核实之后再予以判决。《周礼》中论述的有关当时法官断案的“五听”制度对后世的审判方式产生了很大影响。《周礼?秋官?小司寇》规定：“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即要求司法官从言辞、神情、呼吸、听觉、目光五个方面去了解当事人的心理活动。[1] 　　（二）发展时期 　　秦保留了西周时期对口供的重视，《睡虚地秦墓竹简?封诊式?讯狱》中记载，“凡讯狱，必无尽听其言而书之”???先听完口供并加以记录，但秦代并不以口供作为结案的主要依据。因为秦朝在思想上推崇法家，法家从“人性恶”的人性理论出发，认为人人都是追逐利益的，每个人都有犯罪的动机，而一旦某人实施了犯罪，其主观心态上就不值得深究，而主要看行为人是否实施了行为，这更主要依靠人证、物证，而非主要依靠行为人的口供来说明。汉代口供又称为“辞服”，辞即当事人的供辞，它是定谳的前提，是结案的要据，而且汉代规定了可以用刑讯之法使被告服告劾之辞，《汉书?杜周传》云：“会狱，吏因责如章告劾，不服，以掠笞定之。”狱吏为了取得可供立案、定案的狱辞，往往采用种种严刑酷法拷问囚犯，“棰楚之下，何求不得。”[2]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又发展了一套运用心理学的知识来判断口供真伪的方法，如《晋书?刑法志》有云：“夫刑者……心感则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从具有代表性的南朝梁陈的“测罚法”为获取口供的刑讯方法中不难看出，随着刑讯制度的合法化，口供制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三）成熟时期 　　自隋唐开始，口供这一证据制度已趋于完善，获取口供的制度也基本确立下来。唐代在审讯中采取：“纠问式”，定案主要依据口供，并允许刑讯，但对其作了严格的限制；宋不但加强了对刑讯的限制条件，而且规定司法官的回避制度也加重了刑讯的责任；至明清时，沈家本在其《历代刑法考》中云：“惟《唐律》于拷囚之法甚详。《明律》概行，遂无节度，遇有疑难之案，仁厚者束手难行，暴戾者恣意捶打，枉滥之害，势所不免，此古法之所以不可遽废也。”[3]事实上《明律》并非如其所言的删去了拷讯的规定，相反在《明会典》和《大明律》中有关于刑讯的规定，而且在实践中，重刑滥讯，泼囚诬服的现象相当普遍，明清律不仅继承了历代刑法逼供的特点，还在某些方面规定的更加详尽，在实践中也更普遍地存在刑拷逼供的情况。 　　二、中国古代刑事诉讼对口供的倚重与限制 　　中国有长达两千年的封建历史，深厚的封建专制思想和“有罪推定”“据供定案”等鞫狱原则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始终，在此背景的影响下口供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是其它证据所无法比拟的。尤其是在案件的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所提供的信息可以作为侦查人员收集、核实其他证据的线索，并且可以帮助侦查人员作出适当的决定。所以，口供对负有刑事侦查职责的官员有着很强的诱惑力，以致于从以获取口供查明案情为目的发展到“断罪必取输服供词”的极端。诉讼对口供的需要强化了人们的依赖心理。对口供的依赖几乎是与人们对口供所寄予的希望同时产生的，两者呈现相互促进的关系。人们希望从口供得到什么，就想方设法获取什么样的口供。 　　以求真为目的的获取口供的古代诉讼史其实就是一部刑讯逼供的历史。作为逼供的手段，在立法上都将刑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