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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关注教育投入使用结构和效率问题 　　近年来，在全国上下全力呼吁增长教育经费的大背景下，通过党和政府的多方努力，全国性的和地区性的教育经费都有了大幅度增加，绝对数量和宏观比例等均有明显改善。与此同时，人们对教育投入的预决算、结构、标准、使用、效率、监管等问题也越来越关注，对教育经费使用中的许多问题和乱象抱有极大的忧虑。有限的教育经费能否使用好、使用到位，是全社会特别关注的大问题。 　　今年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2012年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4%。”经过千呼万唤和艰难曲折，中国教育近19年前提出的目标终于将要实现了。但有关教育经费使用结构和效率的思考也随之凸显。在此，仅就相关的问题谈几点认识。 　　 　　 教育投入的确定要有明确的标准依据 　　 　　大家关注的教育经费占GDP的4%，指的是国家层面的教育投入，即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投入。但考量这个指标的仅是投入的结果，并未涉及使用结构和效率的问题，也未明确提出为什么要达到4%的预算标准和理由。通常一个国家或地区教育经费的投入是要有预算标准的，大体包括： 　　第一，非常规投入经费。即用于各级各类公立学校的学校建设、设备更新费用等，这类经费属于非常年投入，是项目投入，在预算中是根据当时投入的需要和条件单独确定标准的。 　　第二，常规投入经费。即常年常规投入经费，包括学前教育（未列入义务教育之前）的补助费和公立学前机构的办园经费、义务教育阶段的全部费用（学生人头费、教师工资、教师发展经费、教育活动经费、办学费用、学校维修保养费、校车费等）、职业教育阶段的大部分经费（在普通学校经费的基础上还要增加职业教育所需的实习等费用）、高等教育方面的基本经费（公立高校的运营管理经费与民办高校的补助费、科研项目经费等）、成人与社会教育的补助费等。此外，如民族地区、贫困地区的补助费，贫困学生的补助费，以及教育研究和教育行政管理、教育立法、教育督导所需的费用等也需要列入。这类经费须列入年度预算，并??具体的标准，否则，教育经费的预算将缺少权威依据。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突出的区域间差异，且差异越来越明显，所以，大家都会关注各地区的教育是不是一样的国家标准，少数民族和贫困地区是否应该在常规标准之上再行补助。然而在现实中，由于省、市、县级的地方财政悬殊较大，“以县为本”政策使得诸多发展中地区能够提供的教育经费有限，实际的教育投入比例虽大（有些地区达到70%以上），但绝对数却很小，标准很低。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好，中国教育则难以实现基本的均衡和可持续发展。 　　作为一个国家，由于地区差异而产生差别较大的“地方标准”，不仅会给教育的整体发展带来困难，而且也会给各级教育投入的预算造成干扰。笔者认为，一个国家的教育投入标准，应该是全国一致的。现行的投入模式应该倒过来，由地方根据情况做有差异的投入，再由国家补足不足的部分，使全国的教育标准趋向一致，而不应是目前实行的国家保底、地方根据本地的经济能力能补多少就补多少的模式。 　　在基本合理的标准确立之后，将预算作为最基本的教育投入依据，再根据以往的教育实践和决算等作为参考，由此算出的投入占到GDP的比例多大并不重要，而在于能否符合标准、符合中国教育发展的实际。 　　 　　 教育经费的投入要关注结构性问题 　　 　　前面已经提到，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教育经费投入必定会涉及各级各类的教育，而它们是有内在结构的，需要有具体细化的标准体系。与许多国家的教育管理体制不同，中国许多类型的教育，包括社会教育、成人教育、军队教育、干部教育、企业内教育、农业教育、各部委和行业系统的研究生教育、学历补偿教育等，均由政府及相关主管部门直接负责管理与投入，仅北京市农业局一年用于农业技术培训的经费就达 5,000万元。这些经费虽不由教育系统出，但同样属于政府投入，在教育投入的总盘中，应该计算在内。 　　在中国的教育系统中，与国家教育投入直接相关的部分很多，包括从幼儿园到大学研究生院的公立学校系统、民办教育中的公益性部分、社会和终身教育中体现广大社会需求的部分、各行业或产业中有利于整体提升国家人力资源水平的部分，涉及正规教育、非正规教育和非正式社会学习等，所以其结构性的问题不仅是教育系统内部的问题，也涉及社会发展模式与形态，首先需要从国家的层面整体把握。 　　在典型的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中，国家最首要的职责是保证所有国民的义务教育都要达到高质量和高水平，因为这是国家发展、人才成长、国际竞争最主要的基础与核心。这方面的投入到位了、质量提高了，才会有其他类型教育的更好发展，才会有整个国家和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而在我国的教育投入中，这方面的投入显然是存在很大缺陷和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