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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翻译中富有战斗气息存在意识 　　摘要：鲁迅从生命本身出发去寻找文艺的存在意义和价值，他想了解苏俄，了解无产阶级文学，了解新时期文学的价值和意义。于是，他通过译介域外的思想来学习，思考，思辨，来理清自己头脑中的思想，来解决急于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翻译 存在意识 文艺理论 革命文学 　　 　　鲁迅把压抑的生命意识转化为对文学创作的激情和追求，以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这是一种从生命意识向存在意识的转化。他从生命本身出发去寻找文艺的存在意义和价值，同时，又反过来在创作中发现人的本真。鲁迅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到社会变革之中，带有强烈的战斗气息。也就是说，生命化为存在，是在介入到社会生活中实现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苏俄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成为人类精神的圣地，鲁迅对此也抱有希望和向往。他想了解苏俄，了解无产阶级文学，了解新时期文学的价值和意义。他决定用“翻译”这一武器，把自己的生命情怀转化成为一种存在的价值，对文学的价值和意义给予新的判断。 　　 　　一、对革命文学的思考――苏联文艺理论的翻译 　　 　　1927年后，中国文坛掀起一股“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浪潮。1928年1月“太阳社”在上海成立，该社主要人物蒋光慈、钱杏?等与创造社成员共同提倡“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同时，钱杏?发表文章否定“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成就和意义，其批判锋芒直指鲁迅等新文学的主要作家，出现了一场“革命文学”的大论争。在论争中，鲁迅感到“革命文学”作家们在无产阶级文学理论上的模糊，在对方的激烈言辞中，鲁迅并不能感受到批评的力量。他意识到，理论的贫乏导致论争文章里废话、空话连篇，不能触到要害：“则粗粗一看，大抵好像革命文学家。但我看了几篇，竟逐渐觉得废话太多了。解剖刀既不中腠理，子弹所击之处，也不是致命伤。”鲁迅看到那些大谈革命文学和马克思主义的人，无非是用新名词、术语来批评人，吓唬人，并没有理论的根据，这样的论争是盲目的。于是认为，与其陷入盲目的论争，不如踏踏实实地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如他在《文学的阶级性》中所说：“有马克思学识的人来为唯物史观打仗，在此刻，我是不赞成的。我只希望有切实的人，肯译几部世界上已有定评的关于唯物史观的书……那么，论争起来，可以省说许多话。” 　　鲁迅想通过翻译搞清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生产力发展与阶级的关系、俄国无产阶级文学理论、革命与文学的关系、阶级与文学的关系等基本的理论问题，对无产阶级的文学的价值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评价，他希望为中国文学界引入新的理论资源，把论争引入他认为的正确方向。同时，也希望通过这些新的理论反观自身的存在价值：“人往往以神话中的Prometheus(普罗米修斯――引者注)比革命者，以为窃火给人，虽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坚忍正相同。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较不枉费了身躯：出发点全是个人主义，并且还夹杂着小市民性的奢华，以及慢慢地摸出解剖刀来，反而刺进解剖者的心脏里去的‘报复’……这样，首先开手的就是《文艺政策》，因为其中含有各派的议论。” 　　《文艺政策》(原名《苏联文艺政策》)是他翻译的第一本苏联文艺理论论著；接着，他又翻译了苏联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与批评》和《艺术论》及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在《译者附记》里鲁迅引用藏原惟人的话点明此文的意义：“这是作者显示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基准的重要论文。我们将苏联和日本的社会底发展阶段之不同，放在念头上之后，能够从这里学得非常之多的物事。我希望关心文艺运动的同人，从这论文中摄取得进向正当的解决的许多的启发。”同时，鲁迅还提醒中国的那些“以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自命的批评家”这才是他们的理论库，才是他们从事批评的准绳和依据。而且，必须要有“更真切的批评”，中国的新文艺和新批评才会有真的希望。可以说，鲁迅也是在激烈的争论中去阅读和翻译普列汉诺夫的。正如他在《三闲集?序言》中说的：“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的偏颇。”普列汉诺夫是俄国资格最老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文艺理论家，而且也是一位革命者。他是第一个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发，研究文艺理论的俄国理论家。他是俄国在艺术批评的基本问题、在美学和文艺学发展的方法论诸方面，有着独到的、精辟论述的第一人。同时他也是在俄国和苏联的文艺理论方面发生过重大影响的一个人。 　　鲁迅想弄清艺术的“阶级性”和“艺术性”之间的关系。普列汉诺夫肯定文艺作品隐含着特定的阶级意识，但坚决反对把文艺做成阶级意识的宣传品，强调艺术是情感和思想具体的、形象的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