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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人女性自我身份构建 　　摘要：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早期的两部小说《最蓝的眼睛》和《秀拉》体现了美国黑人女性积极构建自我身份的强烈愿望，揭示了黑人女性面临的双重压迫。本文分析了两位主人公的悲剧根源，提出了在多元环境下，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对异质文化的吸收是黑人女性生存的希望所在。 　　关键词：黑人女性 自我身份 构建 寻求 　　 　　199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第一次授予了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这标志着美国黑人女性文学已登上了世界文坛。托妮?莫里森在她的作品中塑造了许许多多从未在美国其他文学作品中出现过的黑人女性形象。她以女性的视角和黑人的视野，向我们揭露了在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双重压迫下黑人女性的真正心声。她在继承黑人丰富文化和优秀民间传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美国黑人女性复杂多变的内心世界:既有痛苦、压抑和迷惘,又有冲动、反抗和觉醒。 　　在莫里森的多部小说里,许多女性人物均展现出较强的自我意识,其早期的两部小说尤为突出。在《最蓝的眼睛》和《秀拉》中,年幼的佩科拉和青年女性秀拉均来自美国底层社会,在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压迫下依次经历了迷失、反抗、内省的坎坷成长历程,这一历程对研究黑人女性主体构建很有价值。本文分别对这两个女性的主体迷失、找寻和构建关系作对比解读。 　　1 迷失的佩科拉 　　托妮?莫里森于1970年发表了她的处女作《最蓝的眼睛》，史无前例地用了文学作品中从来没有注意过的年仅12岁的黑人小姑娘做主人公。《最蓝的眼睛》讲述的是年仅12岁的佩科拉一年间的遭遇。1941年，一直生活在父母的粗暴、同学的奚落和成年人的冷漠之中的佩科拉懵懂地察觉到自己生活的困境缘于自己是个丑陋的黑女孩，她渴望改变自身而取得众人的欢心。于是她开始向上帝祈祷，盼望着拥有一双像秀兰?邓波儿一样的蓝眼睛,她想，只要有了蓝色的眼睛，父母便不会在她面前打斗吵闹，同学老师也会投来赞许的眼光。由于这种白人文化意识和价值观念对她的腐蚀,她最终陷入了精神崩溃的境地。她觉得自己得到了一双无与伦比的“最蓝的眼睛”，日日与它私语，终日沉沦在幻觉的世界里。 　　在佩科拉生活的黑人社区里,白人文化价值观已经被内化,周围的人们都喜欢浅肤色的女孩,人们对佩科拉的漠视中暗露着厌恶的神色,佩科拉自己也“发现所有白人的眼睛里都潜伏着这种神色。毫无疑问,这厌恶是冲着她来的,是冲着她的黑皮肤来的”。受白人文化意识的浸染,佩科拉对自己的丑陋深信不疑,每日“久久地坐在镜子面前,想发现丑陋的秘密”。 　　白人社会的审美标准和白人优越性的暗示充斥了美国黑人生活的各个角落，小学识字课本中关于舒适快乐的白人家庭生活的介绍;克劳蒂亚的父母在圣诞节送她的礼物是一个金发碧眼的白人娃娃;理想化了的秀兰?邓波儿……白人的强势文化和白人至上的传统观念不断地洗礼着黑人的头脑,以致黑人将白人优越、黑人低劣的种族主义思想内化为自觉要求。这就是为什么佩科拉的母亲波琳宁愿爱她雇主的孩子而不愿爱自己的女儿的原因。知道佩科拉被丈夫强奸怀孕后,波琳不仅没有给佩科拉一丝安慰,反而是非打即骂,将佩科拉向生命的悬崖边又推近了一步。正是这些内化了的白人审美标准扭曲了很多黑人女孩和成年女性的生活,受这种文化的熏陶,佩科拉把自己得不到关爱归咎于黑色的皮肤和丑陋的外表。 　　佩科拉的悲剧在于自我价值得不到认同，从而被迫自我放逐，走向幻想中的自恋。佩科拉盲目地接受白人的审美标准,希望自己拥有和白人女孩一样的蓝眼睛。这种愿望本身就是荒谬的,也注定了它的悲剧性。她想得到的不仅仅是人们给予白人小女孩的关注,她更想成为一个白人小女孩。佩科拉逐渐在成长的困惑中丧失了自我，失去了民族文化的身份。 　　在《最蓝的眼睛》中，莫里森向我们展示了美国黑人在种族主义社会环境中所受到的迫害和他们的不幸遭遇。莫里森并没有直接控诉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而是通过12岁的小女孩佩科拉的经历向人们揭示了在白人文化占统治地位的美国，如果黑人民族以白人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作为价值取向，摒弃自己的文化传统，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困惑、迷失和错乱，从而造成人生的悲剧。黑人女性要构建自己的身份，就必须保留住黑人文化，因为文化身份的认同是每一个族群或个人生活的依赖。 　　2 叛逆的秀拉 　　莫里森在1983年的一次访谈中说过，《最蓝的眼睛》和《秀拉》“均以人物的童年开始”,是她的“初始之作”(Taylor163)。在一定程度上,《秀拉》是《最蓝的眼睛》的延续，它不仅描写了黑人妇女的童年,而且将之延伸到她们的成年生活。如果说,佩科拉迷失在白人文化的误区里,不加分辨地接受并毁灭于白人至上的价值观,那么秀拉则与她形成鲜明对比。作为莫里森笔下第一个蔑视传统观念的黑人女性,秀拉对压制女性的男权主义的传统进行挑战,终其一生无悔地探索自我,在寻找自我的路途上孤独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