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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余载铁轨上安全事故 　　建国初到“文革”：从稳定到混乱 　　 　　建国初期，由于铁路设备陈旧、职工素质不高、规章制度缺位，导致运输秩序混乱、行车事故发生频率较高。 　　1950年1月23日，津浦线花旗营车站发生列车正面相撞，死伤62人。这是新中国第一起旅客列车重大伤亡事故。灾难性的事故成为制度革新的催化剂。此次事故后，铁道部迅速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对设备运行、质量检修专门制定了相关执行规则，对行车安全亦设立了专门的监察机构；一系列的人员培训、考核机制出台，旨在提高人员素质。安全形势得以好转，重大、大事故由1952的332件减少到1957年的200件。 　　1958年，“大跃进”在全国范围内走向高潮，也将刚刚起步的铁路安全标准机制推向荒芜。“大炼钢铁”与“超英赶美”的狂热蔓延到铁路系统，超载运输、超负荷运输、超既定密度运输成为常态。资料显示，1960年的特大、大事故??1957年增加近3倍。社会的动乱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管理的混乱。 　　“文革”开始后，无政府主义泛滥，铁路成为红卫兵们狂欢的舞台。混乱的行车管理、惊人的超载量和全国失控的社会状态，不可避免地制造了1969年铁路特大事故达964件之巨的惨痛局面。 　　1978年12月16日发生的震惊中外的“杨庄事故”，让上百位旅客魂断中原。那是一列由南京开往西宁的87次列车，在陇海线杨庄车站内与西安开往徐州的368次列车相撞，死亡人数达到106人、重伤47人。这是建国以来死伤人数最多、损失最为严重的一次列车事故。也是中国铁路为“文革”10年混乱支付的最昂贵的一笔账单。 　　 　　1980、1990年代：重大事故时有发生 　　 　　1980年代，中国铁路接连发生多起车厢着火或爆炸的安全事故。彼时，登车安检无从谈起，危险物品的携带成为最大安全隐患。1984年5月14日，济宁开往三棵树的117次旅客列车在深山线房家和大红旗间，因旅客吸烟引起列车火灾，造成6人死亡。这是数十起类似事故中的一起。其他甚至还包括了故意携带炸药上车。 　　1988年1月24日，昆明开往上海的80次特快列车运行至贵昆线且年至邓家村问，由于列车颠覆，造成旅客及铁路职工死亡88人、重伤62人、轻伤140人。时任铁道部长的丁关根引咎辞职。 　　进入1990年代，市场经济发展狂飙突进，城市化进程快马加鞭，东部及沿海开放城市与内陆地区的鸿沟愈发明显，一场经久不息、循环往复的迁徙浪潮席卷全国。价格低廉、运能优势明显的火车成为迁徙的重要载体。中国铁路运输供求矛盾开始激化。那段时间，铁路部门工作报告的原话是“旅客列车重大、大事故时有发生”。1990年7月27日8时，2523次货物列车与848次货物列车在沈阳铁路局通化分局梅集线通沟至干沟间正面相撞，机车乘务员9人死亡、3人重伤。 　　一年后的6月13日，由北京开往苏州的109次旅客列车运行至津浦线新马桥至曹老集问，与前行的1329次货车发生追尾，造成109次列车副司机当场死亡，列车乘务员和旅客28人受伤。灾难仅仅过去两个月，8月18日，由武昌开往广州的247次列车运行至京广线大瑶山隧洞时，因列车人员误判前方发生火灾而拉阀停车。旅客纷纷下车和跳车，正遇邻线通过列车，造成数十名旅客伤亡。 　　那段时间，中国铁路几乎年年有大灾。1992年3月21日，211次旅客列车在浙赣线五里墩车站与1310次货车相撞，造成旅客死亡15人、重伤25人。1993年7月10日，北京开往成都的163次旅客列车运行至京广线新乡南场至七里营间，与前行的2011次货车发生追尾，造成乘务员32人死亡、7人重伤、4人轻伤；旅客8人死亡、2人重伤、35人轻伤。 　　为此，时任铁道部党组书记、部长的韩杼滨在1994年提出，用长达一年的时间“严肃整顿干部作风、严肃整顿职工劳动纪律和作业纪律，严肃整顿规章制度，严肃整顿班组管理，努力提高设备质量”。次年，铁道部又向全路印发了《关于围歼旅客列车事故和实施意见》，制定了京沪、京广、京哈、陇海等十大干线建设安全标准线的实施方案。到1996年，中国铁路全路行车重大、大事故降至10件，创下了20世纪中国铁路安全行车的历史最好水平。 　　好景并不长。1997年4月29日，二列由昆明开往郑州的324次旅客列车行至京广线荣家湾时，与停在该站由长沙开往茶岭的818次旅客列车追尾。这是中国铁路运输历史上罕见的在生产过程中故意破坏、违章作业造成的责任事故。 　　一年后，毕业于莫斯科铁道学院的高级工程师傅志寰被任命为铁道部长。傅志寰主政铁道部后，当年12月下发了《关于全路运输安全“强基达标”的意见》。《意见》对行车主要设备质量、行车主要工种人员责任提出了量化的具体标准。但是，盖着大印的红头文件并不足以庇佑苍生。《意见》出台半年后，武昌开往湛江的461次旅客列车运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