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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体育和战事报道 　　在上个世纪70年代，我主要做记者，开始做体育记者，后来多次进入柬埔寨进行战场采访，这段经历是令我难忘的。 　　 　　采访体育可以练就记者的基本功 　　 　　1974年9月1日～16日第7届亚洲运动会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这是我第一次出国采访，既兴奋又担心。我当即开始做准备工作。 　　准备工作主要分两个部分：卡片资料和稿件版本。那个时候，中国的媒体对于体育报道还不很重视，有关运动会、运动员的资料不多，因此，我需要从外国电讯和外国报纸中收集资料，因为我是从外语学院毕业的，做这方面的准备困难比较少。怎样写中文稿件和英文稿件？对于第一次参加大型体育比赛报道的我来说也需要认真准备。我从资料室借来几十本贴报本，查阅、抄录和复印，准备了一大本稿件的样本。 　　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们写中文稿件只能用笔和稿纸，写英文稿件用打字机。我在大学里是学英文的，因此打字没有问题，这也是我能顺利开展报道的优势条件之一。在第7届亚运会上，我分工负责手球和乒乓球比赛的采访。手球比赛在中国不是很普及，我也没有看过手球比赛，因而在国内我就多次到北京工人体育馆观看中国手球队的练习和比赛，并练习写稿。乒乓球是大众化的项目，在看比赛和写稿件两个方面，我都没有碰到大的困难。由于我准备比较充分，这次亚运会的采访任务我都顺利地完成了。 　　1975年2月初，我又被派往印度的加尔各答参加第33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采访。单项的体育比赛同综合的运动会相比，从组织工作方面来讲要容易一些，但对记者来说，工作量一点也不轻。就我自己而言，由于有了第7届亚洲运动会的采访经历，因此，相对来说完成任务也比较顺利一些。 　　我与体育可能真是有缘。1977年从英国留学回国之后，1978年又被抽调参加第8届亚洲运动会的报道。这一次，我可以说是比较得心应手了。那次的亚运会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场地非常分散。但是，由于我已经参加过两次大型体育比赛的采访，而且都是洲际和世界级的赛事，因此，这次心情不那么紧张，安排也比较有序。我不仅能够完成采访，而且还可以帮助做部分协调工作。 　　那时，记者还没有开始使用电脑写稿和发稿。我们用手提打字机写英文稿，中文稿件写在稿纸上，两种稿件都是报务员用电传发往总社编发的。有时，赛场离发稿中心很远，我自己就得上电传机打稿，虽然速度不快,但总比来回跑要好。因此，当时做记者光会写稿和改稿还不行，还必须学会改电传机上的纸条，否则就很难顺利地完成任务。 　　回过头来看，采访体育比赛在我的新闻工作过程中起过很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为我从事国际新闻报道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参加大的体育赛事的报道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对体育有一定的兴趣，自己看不懂的项目要学会怎么看懂；第二，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特别是资料要比较齐全；第三，要有较好的外语水平，在听、说、读、写等几个方面都应有相当的能力，否则就只能采访中国队，采访其他国家的队伍就会遇到困难。 　　 　　战争采访难以忘怀 　　 　　我第一次常驻国外分社是非常偶然的。那是1978年的秋天，我被派往泰国采访第7届亚洲运动会。亚运会期间，东方歌舞团在曼谷演出，算是为亚运会助兴。亚运会后东方歌舞团将继续赴泰国各地和新加坡演出，我也将继续随东方歌舞团采访。但是，事不凑巧，当年11月底泰国的邻国柬埔寨发生了战争。我也因此被留在泰国，参加采访报道。 　　当年的战争发生得很突然。越南军队开进柬埔寨，柬埔寨政府的军队从金边节节败退，成千上万的柬埔寨难民涌入泰国境内。我在分社的工作任务之一是采访难民。战争开始后不久，难民逃过边界没有栖身之处，只能用树枝支着塑料布遮日晒、挡风雨。后来，联合国难民署和泰国政府在泰国东部地区建立了几个大的难民营。我去得最多的是位于泰国东部小镇亚兰附近的沙交难民营，见到许多被地雷炸残肢体的柬埔寨人。 　　采访难民的最深体会是战争带给普通人的苦难。有一个场景在我的脑海中始终挥之不去：一个奄奄一息的柬埔寨男人躺在潮湿的破席子上，他的双腿已经完全被炸掉了，苍蝇叮在糜烂的伤口上，一位碧眼金发大姑娘用一张不大的芭蕉叶在赶苍蝇。经询问，我才了解到那位姑娘是挪威一个护士学校的学生，是在放假期间自愿到难民营服务的。我问她：“难民营里这么脏，你怎么自愿来服务呢？”“我是一个护士，我的职责就是挽救人的生命。”她答道。她的回答并不令我吃惊。4年前，我有机会访问柬埔寨的首都金边，看到街上一个又一个拄着拐棍的男人和女人，看到那些失去双腿在街上求乞的人，近20年前出现的一幕幕仿佛就在昨天。 　　在战争环境中采访的对象当然不仅仅是难民，战场的采访更是令人难忘。当时，新华社驻金边分社已经撤出，曼谷分社的记者承担了进入柬埔寨境内采访的任务。在曼谷分社工作期间，我近20次进入柬埔寨境内采访，多次徒步走过雷区，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