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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通胀”成因与治理 　　今年以来，宏观经济面临通胀压力加大和经济增速放缓的双重挑战，而这一问题在6月份显得更加突出：数据显示，6月消费物价指数（CPI）同比上涨6.4%，创三年以来新高。“猪周期”是此轮通胀的一个显著特点，观察历史上的其它时期，我们也发现，在中国，猪肉价格的升降往往与整体价格压力的涨落存在相当强的一致性。在当前形势下，货币政策应当何去何从？致力于通胀治理的货币政策是否需要承担起经济增长的责任？本期与读者共同探讨上述问题的是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瑞银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 　　 　　又在经历一个“猪周期” 　　 　　记者：如何从历史事件中看这次通胀？ 　　汪涛：这次我们又在经历一个“猪周期”，即供给对价格的滞后反应带来的循环周期。 　　2007年的瘟疫，加之2005、2006年猪肉价格很低，两个因素叠加使得2007年生猪产量很低，价格大涨，再加上政府补贴，农民养猪积极性很高，使得2008年供给上升；到2009年价格下降，2010年5、6月份跌到近三年的最低水平，当时的情况是猪肉价格很低，粮食价格又开始上涨，农民养猪很不划算；所以到今年初，猪的存栏头数又有所下降，价格再次上涨。这样此起彼伏的农产品周期，在经济学中是比较常见的。 　　在中国，猪肉价格对于CPI的影响体现在：一是猪肉对于中国人而言很重要；二是政策有时加剧了这个周期，价格涨的时候补贴，大家都养猪，加强了供给反应，使得下一期产量更多，价格跌得更厉害，农民养猪积极性受到打击，从而有加强周期的作用。 　　今年4月份以来，农民补栏的积极性非常高，粮食、玉米等饲料价格也有所回落，估计约4-6个月的时间，至9-10月份生猪存栏头数就会增加，价格会平稳甚至开始往下走。 　　 　　货币政策的空间 　　 　　记者：近日，央行宣布加息，这是中国在八个月里第五次加息。去年10月以来，存款准备金率也已连续9次上调，留给央行的政策空间已然不多，那么未来我们抗击通胀的主要手段是什么？ 　　王建：治理通胀，我主张从货币政策转向财政政策，即用转移支付、补贴的方式。但现在财政政策面临较大困难??今年保障房任务很重，计划要建一千万套，约需1.3万亿资金；从现在情况看，中央能够拿出1300亿，最近提出让地方政府发债，大约能解决500亿；另一方面，现在打压地产泡沫，全国的土地出让金下降约四成，地方政府也很难拿出钱来。所以，把财政政策作为反通胀的重要工具，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即地方政府能不能拿出这笔钱。 　　反通胀政策重点从货币政策转向财政政策，看起来是知易行难；但在当前财政收入比较好的时期，我们还是有能力去转的，只不过在转的过程中会有一些难度而已。接下来可能是政策最困难的时候，把哪个摆在更重要的位置？怎么安排宏观政策？需要有一个权衡。 　　 　　多目标体系的利与弊 　　 　　记者：在通胀上升的同时，出口增速却连降四个月，进口增速也创下20个月新低，GDP增速连续五季度下滑，经济下滑成为我们当前面临的另一个隐忧，您怎么看？货币政策是否需要承担增长性目标的责任？ 　　王建：治理通胀，难免会有经济下滑，或者说下滑就是治理通胀的成本，但问题是我们现在付出了成本却没获得收益，这个成本还值得付吗？这就说明紧缩的货币政策对目前的通胀类型是无效的，需要考虑新的对付通胀的办法，就是我前面所说的用财政政策来治理通胀，不能一条道走到黑。 　　汪涛：在中国，政府在资源分配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对于货币政策及央行的角色而言，至少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其一，发达国家的央行在法律和运作上都是比较独立的，但在中国，人民银行在货币政策决策上要服从于国务院。其二，在决定做出后，货币政策目标的实施也需要其它部门和措施的支持。 　　记者：广州、温州等地的中小企业再度出现资金困难、停产停业等现象。中国当前正面临关键的转型期，如何看待现行宏观政策对于经济结构转型的作用？ 　　王建：当前中小企业经历的困境，和宏观调控有一定的关联度。根据媒体报道，中小企业倒闭的原因：一是得不到贷款，二是求助于民间金融、地下钱庄，地下钱庄的利率又特别高，它们撑不下去，最后只能破产、倒闭。再一种情况是由于当前的各种原因，企业经营状况不好，干脆拿钱去炒股，结果炒股也亏了，干脆破产、一走了之。这些都不是很正常的原因，要想解决，政府就需要适当地松动银根，帮助中小企业摆脱困境。 　　记者：12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分析了当前房地产市场形势，房价上涨过快仍是当前面临的主要矛盾，如何看待资产价格和通胀之间的关系？致力于控制通胀目标的政策对于资产价格的调控作用如何？ 　　王建：房地产价格虽然没有下跌，但也没有涨上去，也没有继续上涨的动力。政府采取了这么大的力度，甚至采取了好多行政手段，房子确实卖不动了。但另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