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后《盛京时报》宣传策略.docVIP

“九一八”后《盛京时报》宣传策略 　　《盛京时报》是日本在华创办的影响较大的中文报纸，被称为“东三省日人报纸之领袖”。该报为日人中岛真雄创办，发行达38年之久。学术界对《盛京时报》虽有论述，但对其与九一八事变的关系研究却暂付阙如。作为日本在华宣传的重要报纸，《盛京时报》是如何报道和评论这一事件的，这一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一、偏袒日本的倾向性报道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先后发生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两次事件中，《盛京时报》竭力为日本辩护，对事件性质颠倒黑白。在“万宝山事件”中，该报指责中方称，“是中国官员和地主的压迫虐待鲜人所致”。在“中村事件”中，该报则连续发表“中村大尉虐杀事件，日侧急速解决方针”，“日上院与虐杀事件，各派均重视该事件”等消息，叫嚣“此次虐杀事件，为中国对日本傲慢态度之结果……切望当局(指日本当局1采取断然之处置”为日本侵略张目。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该报在9月20日报道了事件过程，是最早报道该事件的中文报纸之一。《盛京时报》身处事变发生地，其报道被日本视为“权威”和“详实”，为日本关东军侵占东北辩护。对事变经过，该报以“北大营兵炸毁南满路、寻致南满各地成战场”为题如下描述：“18日晚间，北大营一部分官兵炸毁柳条沟附近之南满铁路，因而引起中日两军之大冲突。”在另一则报道中该报又以“炸路之华兵，曾被击退一次”为题报道称：“18日午后，北大营西方，突然有中国正规军，依将校指挥之下，炸毁南满铁路，并向日本守备巡逻兵一齐开枪攻击……华军遁走于北方”，“华军后又大举逆袭，亦被日军击退尾追，直冲北大营”。在近百字的事件描述中，《盛京时报》的文字耐人寻味。首先“炸路华兵”作为报道关键词被以大字方式突出。其次，报道强调此事件是“将校指挥”下的北大营“中国正规军”所为。最后报道称日军是在抵抗中国军队“逆袭”中，才冲人北大营的。无论是文字编排形式还是内容，都意在说明九一八事变为中国军队有计划、有组织的寻衅行为，而日本的军事行动是出于“自卫”，为日本占领沈阳提供了“合理依据??。 　　 　　二、倒蒋反张，诱逼中国接受“直接谈判” 　　 　　九一八事变后，《盛京时报》力图离间蒋张，用舆论动摇张学良和国民党在东北的统治基础。《盛京时报》把“蒋、张”二人视为中日冲突的祸首，该报称：“九一八以前，中日悬案……达三百余件之多，交涉停顿，解决无期”，“时军阀与党人勾结，狼狈为奸，眼中并无日本，谓须将日本在东北之势力，彻底驱逐，诉诸武力，亦所不辞。”对日本“中国方面早已取绝交之态度……迫使日本出于武力解决之一途”。该报连篇累牍地批评蒋介石和张学良“丧城失地”，“不负责任”，“拱手无抵抗断送东三省”，“让国人蒙羞”。事变中张学良、荣臻等地方将领也以“不抵抗为唯一护符，丝毫不负责任”。对日政策是“无抵抗、无责任、无办法”。《盛京时报》批评蒋、张的目的旨在搅乱国内政局，利用舆论压力迫使蒋张下野。1931年底。国联提出“锦州中立”案，日本诱逼中国直接谈判。排斥国际干涉愿望更加迫切。此后《盛京时报》对张学良的攻击更加激烈。当张学良电令荣臻组织锦州防卫后。该报称“小张之左右军阀，在遁逃之余……在锦州设立偏安的省政府”，“长此以往，彼此冲突，不可免，学良采取抵抗主义……锦州兵力只有五万，而在北平用以自卫之军十五万”，暗指张学良拥兵自保，锦州防卫不过为“蒙蔽国人”，用道听途说的谣传，破坏抗战将领的政治形象。 　　 　　三、契合国人心态的“放言高论” 　　 　　应当看到，《盛京时报》之所以能在九一八事变前后“崛起”。既不是它偏袒日方的倾向性报道。也不是对日本占领“合法性”的种种宣传，而是该报在此间利用国人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适时”地引导和利用舆论，对国内政治和社会问题“放言高论”。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人面对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开始深刻反省国难成因，一时形成思潮。在讨论中《盛京时报》将国难形成的原因主要归咎于国民党政治败坏。该报指出：“中国不幸乃官吏风气太恶”，“一切祸源，由此而生”，“现在吏治，较清末尤败”。而吏治的败坏在于国民党一党专政，不能容纳异己，开放言论。该报指出，“常年戒严之下，言论丧失自由，官吏藏私狼藉。而社会莫不敢言”：民国政府“税收奇重，亲民之官皆以民为鱼肉，尤须登报颂其政绩”，但当“天灾一至”则又“不负责任，无人敢言”。该报还激烈抨击国民党政府执政能力低下，指出：“近年来有军而无党，吏治腐败更在想象之外”，国民党“以改革为号召，动辄以建设廉洁政府为言，政权之责任在谋国家与人民之谋利，而仅日廉洁则置木偶与殿座廉洁有何用?”针对政治改良的对策，该报提出：一、要言论自由，在舆论的监督下“贪官无利，赂有所畏，而俭达”；二、开放党禁“唯有容纳反对派”一切政党“请按竞争。各寻正轨……许其存在对立，互相督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