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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就人”新平民教育重要路径 　　提倡平民教育，让人人都能享受教育，是当前政府的公开承诺，也是许多社会人士的远大理想。提倡平民教育，首先不仅要回答“什么是平民教育”这样一个理念上的问题；更需要回答的是，“怎样才能达到平民教育所达到的理想”这样一个实践上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后者比前者更复杂，也更迫切；它不仅要有理论上的深度追问，还要有历史的眼光，更要回到实践空间中寻找。 　　 　　一 　　 　　1919年，以北京大学中文系二年级学生邓中夏为首，由许德珩、罗家伦等人参与发起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以下简称平教团）成立，宣称“以教育普及与平等为目的，以露天讲演为方法”，“以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宗旨。”在谈到教育的途径时平教团认为，教育有两种，一是“以人就学”的教育，一是“以学就人”的教育；前者主要指现有的学校教育，后者更多的是学校之外的社会教育。在绝大多数普通人还无法进入学校求知识的情况下，在对现有制度化的学校教育无法干预的情况下，平教团采取的是后一种方式来实现他们的平民教育理想：不断下乡进行讲演，内容涉及生产、生活等诸多方面知识，提高平民思想觉悟，启发其自主意识等。 　　在20世纪初众多的平民教育实践中，平教团的影响或许还不足为外人道，他们的做法在今天看来或许还不太成熟，但它所提出的解决平民教育的两个思路――特别是“以学就人”的思想很有道理，对我们今天开展平民教育仍然有重要的启示。 　　正如劳凯声教授所言，平民教育这件事，有两个层面在做，一是政府层面，一是体制外（民间）层面。可以说目前我国政府已经把教育（主要是制度化教育）强调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政府所为主要是在“以人就学”的层面，其目的是让更多的人能够适应现有的“学”，让人们尽可能地进入到学校中，为人们享受现有的制度教育创造条件。应该看到，这种努力的意义非常重大，是解决当今平民教育的一个根本途径。但我们也应该清醒地意识到，仅从体制内努力还不足以完成平民教育的问题。究其原因，“以人就学”的体制内努力尽管还有完善的空间，但无论如何难以包容教育中的一切问题，所以平民教育必须从体制外来寻找出路。“以学就人”的非学校教育便成为一个重要的选择。说得更明白些，现有的学校教育制度之所以不能解决教育公平问题，主要是由于制度化教育本身固有的问题，也就是说教育在根本上是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决定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还在不自觉地依照自己的方式运行，在复制着这样的社会存在。也就是说，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还较为低下，特别是社会还处在二元对立的状态下，教育的差异只是整个社会差异的一个重要表征，我们还无法指望社会自动消除教育的不均衡。 　　正因如此，我们才承认“以学就人”的重要意义――它着眼于体制外发力、体制外创新。其意义在于，突破“以人就学”的体制框架，搭建一个能够通过超越现有教育体制的教育平台。“以学就人”就是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学”为中心；把学看成活的东西，是因人而变的东西。农民工学校看起来很简陋，甚至很不规范，但它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农民工子女低成本就学的需要，因而是具有合理性的，是目中有人的。如果以此为原则，它就不应该粗暴地被取消。这就是“以学就人”的魅力。所以，“以学就人”的现代意义就是让教育贴近人，不要漠视他们的教育需求，哪怕在一些人看来是很“荒唐”的需求。我们应该知道，农民工子女不是不希望进入优质学校，主要是因为，我们所设计的这些学校是从他们的需要出发的吗？是依照他们的承受力而开办的吗？是根据他们的文化来运行的吗？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学就人”理念对现有的教育是一个很大挑战，就是要不断满足人的需要来设计教育，而不把教育看成是一成不变的。 　　 　　二 　　 　　从教育体制外寻找平民教育的解决办法，“以学就人”力图让教育贴近平民大众，这或许能作为我们所倡导的新平民教育的出发点。那么，如何沿着出发点去推进我们的事业呢？如何在现实条件下开展所谓“以学就人”的新平民教育实践呢？ 　　回答这样的问题是需要智慧和勇气的，或许非笔者所能驾驭。因为，除了需要理论的准备外，更需要实践的关照，而这些我们还准备不足；更因为，我们还难以一种思想来概括如此丰富多彩的实践问题，还难以一种理论逻辑来回答丰富多彩的实践逻辑。回溯历史，我们会看到，仅20世纪前半期，就有那么多前人，以他们富有创造性的思想投入到平民教育中，他们的作为至今还为人们所称道。试图用一种思想来概括这些实践的全部，笔者认为很难。如果真要给予一个概括的话，那么在这些前人身上，在他们的思想深处，有个核心东西是一致的――那就是在坚持教育对人的尊重的前提下开展平民教育，也就是前面所谓的“以学就人”。 　　一方面，从价值层面看，平民教育应该而且始终应该是面向大众的。“以学就人”首先心中要有人，特别是那些被制度教育抛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