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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理性”下中国新闻学 　　1815年创刊于马六甲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揭开了近代中国新闻史发展的第一页,而1834年1月发表在《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上的《新闻纸略论》则“是我国中文报刊上刊载的第一篇新闻学专文”,①拉开了我国新闻学研究的序幕。 　　如果从1834年开始算起,我国的新闻学已经走过了快两个世纪的历程。在漫漫170多年间,在波澜壮阔的新闻史诗中,在众多才华横溢的新闻人和研究者中,有没有一种理念可以贯穿其中? 　　笔者斗胆提出,“实用理性”就是贯穿170多年中国新闻学的理念。 　　 　　由“实用理性”到“理论联系实际”范式 　　 　　李泽厚先生认为,“实用理性”是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结构的主要特征。所谓“实用理性”,就是“它关注于现实社会生活,不做纯粹抽象的思辨,也不让非理性的情欲横行,事事强调“实用”、“实际”和“实行”,满足于解决问题的经验论的思维水平,主???以理节情的行为模式,对人生世事采取一种既乐观进取又清醒冷静的生活态度”。② 　　在此先引入范式概念,所谓“范式”,指的是“那些为各种模式和理论,包括对立的模式和理论所共同承认的,不言自明的信念,他们往往构成不同理论、模式间发生争执时的共同前提和出发点”。③ 　　范式对科学研究及其发展往往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就我们的新闻学而言,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的范式,也就是说,新闻学常常自觉不自觉地以实际为轴心,以实践为本位,以实用为旨归。 　　 　　“实用理性”下中国新闻学的演进 　　 　　中国近代报业是在列强侵略中国的大背景下产生的,最早的一批中文报纸甚至就是列强侵华的工具和排头兵。所以,国人对于新闻业的最早认识和论述就是林则徐的要利用报纸“探访夷情,知其虚实,定控制之方”,④此后这种认识经魏源发展就成为著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 　　此后,洪仁?的《资政新篇》将这种认识提升了一个层次。他从国家政权结构的宏观角度着眼,高度评价了报纸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地位。这个时期的中国早期新闻人如王韬和郑观应也都分别发表了比较系统的办报主张。王韬的办报思想简言之就是“办报立言”,也就是借报纸立言,通过报纸宣传其变法自强的政治主张。 　　走过了最初的青涩时期,随后的中国新闻事业进入了政党报刊时期。在改良派关于报纸的认识中,康有为强调报刊是维新变法最重要的武器之一。资产阶级新闻思想的集大成者梁启超则在这一时期形成了自己系统的新闻思想,在其新闻学处女作《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他把报纸比作了耳目喉舌,指出报纸的功能是“去塞求通”。 　　革命意味着要有暴动,意味着斗争形势的严峻。因此,在革命派手中,报纸作为斗争工具的理念更加深入,他们明确提出了为革命办报的主张。同时,革命党人还公开承认报纸的党派性,明确宣布自己的报纸是“党报”和“机关报”,认为报纸必须大力宣传党的纲领和主张,并把报纸视为政治斗争的有力武器。 　　变法和革命的失败,曾使新一代知识分子们开始思考。于是,陈独秀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主张,“五四”一代的新闻人也迫切希望借新闻事业来实现思想启蒙。大量新闻学专著的出版,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使中国新闻学在这一时期真正创立。 　　紧随而来的即是“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救亡求强的主题使得所有的社会活动和学术活动都得以政治为中心,以“实用”为旨归,任何偏离此主题的研究和学术活动都被鄙弃。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形成了自己的无产阶级新闻学理论,党对党报的绝对领导,党报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和“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等,突出强调报纸实用性的重要性。 　　 　　“实用理性”下中国新闻学的现状 　　 　　改革开放后,新闻学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确立了自己的学科地位(1997年新闻传播学成为一级学科,但这究竟是现实的原因还是学科自身发展所达到的成就,不得而知)。但在“实用理性”的心理结构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学科范式下,新闻学发展存在着一些问题。笔者不能穷其所有问题,只能管中窥豹,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 　　表现最突出的一点是,新闻学研究更多地沦为一种“记者式研究”。很多研究囿于记者的经验总结和采编心得。这固然也是新闻学研究的一方面,但作为一门学科来说,仅有基于经验的条条框框总结是不行的,唯有智慧的思考才是检验学问深浅的尺度。因此,我们的新闻学研究,一部“孙子兵法”足矣,而不是很多“操作手册”。 　　其次,新闻理论变成了对政策理论、大政方针的阐释。本来,新闻学与政治密切关联,而政策理论确实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执政者的新闻理念,但这种理念包含的思想可能是新闻界早已熟知的,从中知道我国当前的新闻方针并在实践中注意到就可以了,但我们的新闻理论工作者们偏偏要将其演变为新的学科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