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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文体演进与发展 　　近几年来，关于“时评”的讨论与研究文章不时见诸报端。这些讨论与研究文章主要探讨当前新闻媒体的“时评”实践问题，少有探究“时评”的历史。即便是研究“时评”历史的文章①，也大都是追溯到1904年6月创刊的《时报》为止，鲜有往更早处考察。由于对“时评”的历史缺乏充分了解或者根本不了解，许多人将“时评”看作是一成不变的评论文体，甚至认为“时评”是新世纪才兴起的一种文体②。 　　笔者通过考察论说文与“时评”的历史，发现“时评”是我国近代报刊出现后，报刊言论发展到一定阶段且应时代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报刊言论形式。与早前报刊言论不同的是，它是一种新闻性言论，即以新闻事实为评论对象。综观“时评”的发展史，可以分为酝酿阶段、诞生与确立阶段、发展阶段等几个历史阶段。不同历史阶段的“时评”，内涵与外延是不同的。 　　 　　酝酿阶段的“时评” 　　 　　春秋战国时期至十九世纪初，是“时评”的酝酿阶段。这一阶段，是我国古代论说文的萌芽、形成、发展和繁荣阶段，而萌芽时期的“时评”正是论说文的一种。 　　论说文萌芽于《尚书》、《春秋》，形成于诸子百家，发展于秦汉三国两晋，繁荣于唐宋元明清。论说文根据题材分为多种类型，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秦把那些“议论时局和现实问题”的论说文叫做“时评”③，笔者认为它们就是酝酿阶段的“时评”。 　　在我国历史上，文人政客撰写了不少“议论时局和现实问题”的“时评”，有许多至今还熠熠生辉。譬如李斯的《谏逐客书》、贾谊的《论贵粟疏》、柳宗元的《罴说》、李贽的《李氏焚书》等。这些“时评”或评论“时局”，或批判“现实”。与那些远离现实的论说文相比，这些酝酿阶段的“时评”，无疑更接近现实，也更有现实意义。 　　总括起来，酝酿阶段的“时评”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议论时局和现实问题；有较强的现实性；文学味浓，新闻性不足；没有成为报刊言论。 　　需要弄清的是，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古代报纸――邸报的国家，为什么邸报上没有出现评论呢？这是由我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决定的。我国封建社会在政治上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统治，在经济上实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文化上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因此，邸报自诞生到消失，内容一直没有什么改变，以“皇帝谕旨、皇室动态、朝廷的法令、大臣的题奏、中枢的奖罚任免”等事项为主。从严格意义上说，邸报上的这些内容只不过是官方文件的摘抄转载，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新闻。加之历朝封建统治者实行严厉的“言禁”，所以邸报上是不可能有评论作品出现的，更不会有评论新闻事实的“时评”。正如暨南大学曾建雄教授所说，“中国古代报纸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过评论”④。 　　 　　诞生与确立阶段的“时评” 　　 　　十九世纪初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时评”的诞生和确立阶段。 　　1815年8月，由西方传教士创办的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宣告诞生。此后一段时间，中国出现了一批由西方人创办的近代中文报刊。这些西方传教士一方面向中国人传播宗教，另一方面也给中国人带来了西方办报的模式与理念。从这以后，新闻、言论、广告成为构成报纸内容的三大块，从而结束了我国报刊无真正意义上的新闻、无评论作品的历史。 　　从十九世纪初报刊言论诞生到十九世纪末，我国报刊言论品种几乎就是“论说”这一文体。“所谓论说者，论实事少，说原理多；论近事少，说远事多，何也？则对之曰……论说者，举国家之大问题，源源本本而演绎之”……⑤由此可以看出，“论说”以“设言解说、坐而论道”为特征，篇幅较长，在当时报刊版面小版页少的情况下，常常需分期连载。 　　这一时期产生过较大影响的“论说”作品有王韬的《论今时势》、沈毓桂的《论西学为当务之急》、梁启超的《变法通议》和《少年中国说》、汪康年的《中国自强策》、刘桢麟的《复仇说》、陈独秀的《论戏曲》等。 　　为什么在这一历史阶段“论说”盛行呢？因为这一阶段正是我国历史上的启蒙时期，传播新思想、新观念是当时办报者的主要历史使命，而“论说”这一文体非常适宜用来传播思想与观念，因此“开启民智”的使命自然落到了“论说”肩上。 　　戊戌变法失败后，国内形势跌宕多变，人们已不满足于接受空洞的说教，而是渴望了解时局和现实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会对社会和自己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而“论说”文不能对时局或热点问题迅速做出反应，为了满足民众新的需求，梁启超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首创“国闻短评”专栏，专门刊登短论，对当前时局或热点问题发表意见，代表作有《伪政府三大政策》、《逆谋未息》等，而这些短评受到了读者的欢迎。 　　由于《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都远在日本，很难对国内产生影响，因此，康有为与梁启超派狄葆贤和罗普到上海创办《时报》（日报）。《时报》“特置批评一门，凡每日出现之事实，以简短隽利之笔评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