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而无用”灵魂双人舞.docVIP

“自由而无用”灵魂双人舞 　　张献和唐颖的家并不新，十几年前装修的，然而满溢出书架的各种书籍，精巧的配饰，像小舞台一样的榻榻米，使得他们的家别具一格。张献先接待了我们，他身着一件深绿色的悠闲外套，脸上挂着像窗外的秋日一样温和而随意的笑，很快，在里屋装扮片刻的唐颖一身靓丽地出来，玫红色碎花纹的衬衣映衬着灿若夏花的脸，她热情地招呼我们，泡咖啡、拿点心……张献和唐颖，前者是上海先锋戏剧的代表人物，后者是新市民文学的代表作家，他们有着各自的成就，同时又是一对超级搭档。在最初跟他们的接触中，笔者不禁有些诧异，唐颖很OPEN，对生活充满了热情；而张献比较内敛，更专注于自己的小世界，他们是风格迥异的两人，可是他们的人生“双人舞”却跳得异常默契。随着深入的了解，笔者找到了答案，他们都是同样的淡泊名利，同样渴望自由地飞翔，他们有着同样的“自由而无用”的灵魂。 　　 　　独舞 　　作为舞者，不是用自己的肢体给人提供视觉的愉悦，不是炫耀技能以提高自己供人消费的价值，而是通过真正把握自己的身体，来书写和创造自己的生命，这生命既属于艺术，也属于生活。――张献 　　 　　1986年盛夏，在郊区临时租房内，张献光着上身，用一个板条箱当桌，花了四天时间写出一个剧本《屋里的猫头鹰》。因为反感于舞台上剧目的因循守旧，张献是抱着不上演的死心写作这个剧本的。幸运的是，隔了两三年，此剧被搬上了舞台，轰动一时，张献也名噪上海，被称为先锋派剧作家。之后二十多年来张献一直在实验道路上探索，创作排演“抽屉剧目”、编导制作实验作品并巡演于世界各地，与朋友合建上海第一家民营剧场“真汉咖啡剧场”等等。 　　与此同时，他也创作了一些亲近大众的作品，这在一贯梦游于个人的戏剧世界、一向无视公共舞台的张献身上，无疑显得有些“另类”。对此，张献如此解释：“我搞大众文化，实际上是干预大众文化。我是用赤裸裸的东西、激烈的东西来蒸发娱乐，这对行业气氛是一种破坏，但我不得不这样做。我投入戏剧的时候，根本没想到会做这种戏剧。我认为那里的事情自会有人做。后来发现，有些事我不做，别人做不好。所以恢复上海的市民剧场，我贡献了我的剧目，我的目的是在市民戏剧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戏剧。”1993年张献策划并编写上海第一部民间投资制作的话剧《美国来的妻子》，倡导“市民戏剧”，获商业上的成功。1994年创作由影视明星出演的话剧《楼上的玛金》，推动了市民戏剧的商业化，再获成功。同时其任编剧的电影作品《留守女士》获第十六届开罗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茉莉花开》获第七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评审团大奖。张献的才华得到了更大的肯定，然而，他清楚地知道这些都不是他想要的，此地不宜久留。 　　2005年，张献认识了小柯、NUNU等民间舞者，他们反常规的舞蹈表现语汇，努力体现人性的舞姿深深吸引了张献。于是张献与他们组建了“组合嬲”舞团，创作演出以“肢体剧场”为主的表演艺术作品，上演于国内外各地，张献执导的舞蹈剧场作品《舌头对家园的记忆》还获2006苏黎世艺术节ZKB大奖。在舞蹈与戏剧的“越界”中，张献也找到了一种新的力量，“长期以来，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言论并不完全属于自己，在社会生活中尤其如此。所以我们的解放必须从身体开始，其中，胡言乱语是必须的，不必要说出什么，而是要自己听到自己真实的声音，当你有了自己的身体时，也就有了自己跟别人的身体关系，所谓你跟外部世界的关系是一对一的身体关系，你跟国家的关系也是一对一的身体关系，只有这样，你才能从内部获得做人的力量。” 　　可惜，肢体表演对国内来说还是全新的样式，在变动中，不得不转入更深的“地下”。然而探索不止的张献很快又找到了新的“剧场”，成为了“现实制造者”。“这两年，我和一些年轻人共同策划了一些新的活动，在城市的公共场合展开，可算是一种社会行为艺术。比如小珂多次在公共场合跳舞时，把摄像头绑在屁股上，很多来看她跳舞的人就会被拍下来，小柯把这做了一个实况录像，放在网站上传播，这种形式颠覆了一般意义上的观看者和舞蹈者的关系。”谈及最近的策划，张献神采飞扬，“我们也在做‘植物大战僵尸’系列， 植物是指有良心的生灵，而僵尸是指我们社会中一些缺少个性的、没有活力的、扮演他者的人，在现行价值观中，这些人往往被认为是成功者，但是在我们的词典中就是‘僵尸’。在这个系列中，我们经常去找活的制成品，普通人的真实生活状态往往就是作品。”而这些在张献看来也属于戏剧范畴，是把艺术剧场扩大到社会剧场。其实“我是剧场”的概念早些年就存在于张献脑中，人到哪里剧场就到哪里的观念使得戏剧能够突破各种审查，并且能当场立即表达。事实上，张献一直在用自己的人生构造自己生命长度的“个人戏剧”。这也使得思想上羁傲不驯而生活上屡受挫折的他能一直隐忍、坚韧。 　　 　　记者：1978年你考取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却在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