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雨斋”文脉形似与神似.docVIP

“苦雨斋”文脉形似与神似 　　周作人的文章对中国文坛产生了大影响,这一点是无庸讳言的。然而落实到具体的人,情形就不那么简单了。有些老作家因各种原因,不愿承认自己身上有周作人的影子。而知堂文体本来就很复杂,中间有过几次大的变更,这也使人不易看清文学史上一些微妙的影响和传承的关系。 　　前不久,在讨论《金性尧全集》的会上,就有朋友提出,周作人的四大弟子(俞平伯、废名、江绍原、沈启无)都没有继承周作人传统,他们只是交往较多,只是弟子和朋友罢了,他们的文章和周作人并不相似;真正继承周作人传统的是后来的金性尧和纪果庵。我听后不觉一愣,随即哑然而笑,我发现,这是将文脉的传承看窄了。当然,也可以说,存在着不同层次的传承:下一级层次的传承,是行文和形态上的酷肖,甚至遣词造句都很类似,这可以说是模仿;往上一级的传承,则除了行文上的相像,更注重内在的趣味和情调上的合拍;更高一级的传承,是并不损害创作者个性自由发挥的继承,其文章外表也许看不出向乃师靠拢的痕迹,但在精神上却是十分一致的,要仔细品味,才能发现二者的妙合。可以说,低一级的,属于“形似”;最高一级的,才是“神似”。形似知堂文风的有的是,抄几段古书,弄几句半文半白的文字,甚至把句末的表示语气的“吧”一律写作“罢”,这样的文章我们常能读到,但如没有真正精彩的内容,看多了,徒让人丧气而已。 　　那么,那几位“苦雨斋”弟子的文章与乃师到底是怎样的关系呢?我们且分析一下俞平伯与废名。 　　周作人曾有一次说到:“据友人在河北某女校询问学生的结果,废名君的文章是第一名的难懂,而第二名乃是平伯。本来晦涩的原因普通有两种,即是思想之深奥或混乱,但也可以由于文体之简洁或奇僻生辣,我想现今所说的便是属于这一方面。”(《〈枣〉和〈桥〉的序》) 　　俞平伯的晦涩,其实既有思想的原因,也有形式的原因。在俞平伯的文章中,有禅宗哲学的痕迹,也有弗洛伊德的影子,这使他常将现实人生当梦来写,写得非梦非真,朦胧莫测。正如他在《古槐梦遇》开篇时所说:“恐自己且茫茫然也,留作灯谜看耳。”与此相应的,是他在行文结构上也时有一些为人难解的地方。这大多是由于他的故意的??跃,如那篇短而有趣的《杂拌儿?自序》: 　　颇拟试充文丐,于是山叔老人谆谆以刊行“文存”相诏,急诺之。俄而惊。夫“文存”大名也,吾何敢居?必得他名以名吾书而后可焉。谋之妇,询之友,叩山叔老人之门,均茫茫不吾应。思之,渺渺不得。“恰好丁卯大年夜,姑苏塞给我一堆‘杂拌儿’,在我枕头边。”无以名之,强而名之。读者其顾名思义乎? 　　先讲取书名之难,因用文言,而又写得突兀,颇有《聊斋》般的境趣;中间忽而插一段世俗的道白,文气断开了一大截,细细品味,却又与前文有同样雅趣,但既不说谁的话,又无说话的场合、气氛、前因后果,因而颇费思量;最后两句,归结到书名上,这才直接与读者对话,合于一般作序的口吻了。上下三段,文气都不接,意思却是似断实连,所以很耐得咀嚼。这是俞平伯由写诗转入写散文后,带来的一点诗性思维和文笔意趣。这也是与他所喜爱的禅宗哲学直接相联的“神韵派”诗画的艺术特征。神韵派“崇简”,讲究“传神”,讲究“略具笔墨而神情毕肖”,现在俞平伯将它用到了散文里。当然,西方现代派文学那种跳跃的行文,也给了俞平伯一定的启迪;但对他来说,更多的还是学的禅宗的“公案”吧。试看《五灯会元》,所多的正是这种秃头秃脑的句式。 　　其实,不光是他的小品,在大量学术性的近于论文的散文中,他所追求的,也是这种多少带有“灯谜”性质的风致。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他1923年9月2日致周作人的信中说: 　　近日偶念及中国旧诗词之特色至少有三点:(1)impressive,(2)indirect,(3)inarticulate,推演出来自非长文不办,然先生以为颇用得否? 　　这三个英语单词都是借用,当然不可循其本义,但细按平伯先生一贯的文心,似可意译为:(1)悠然心会,(2)朦胧蕴藉,(3)浑然一体。这是中国旧诗词特色,而俞平伯也使之变成了他的散文乃至论文的特色。试看他的学术性的专集《红楼梦辨》、《读诗札记》、《读词偶得》,乃至《唐宋词选释》,其风格大多如斯,与他散文中的议论说理部分并无二致,也因此,他的所有论著都可拿来当散文读。虽然这些文章都是讲逻辑的,表达也是精当的,但他更强调自身的“浑然一体”,并不照顾读者的不同程度,不注重一层层循循善诱式的渐进,这与胡适的文章一比就能看出区别来。在《诗的神秘》一文中,俞平伯说,对诗的理解,须得“在一个条件底下:只许你直接,面对面的懂得他,仿佛当面站着一个人,你瞅他一眼两眼,忽然‘似曾相识’起来,脱口叫一声‘张三!’那就恭喜”。这就是“悠然心会”了。显然,对于自己的散文和论文,他也是这样期待和要求于读者的。 　　俞平伯的这种文风,与他的性格也很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