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台北故宫》纪录理念与审美形态异同.docVIP

《故宫》《台北故宫》纪录理念与审美形态异同 　　摘要：2009年1月12日，12集电视纪录片《台北故宫》一经问世，便引起广泛关注。本文以《故宫》、《台北故宫》为文本进行比较，从纪录理念、纪录手法、审美形态的衍变，解析纪录片《故宫》与《台北故宫》所呈现的不同纪录理念与审美形态，以及对纪录片创作的影响。 　　关键词：纪录理念　《故宫》　《台北故宫》　审美衍变 　　 　　自2009年1月12日起，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每晚播出的12集电视纪录片《台北故宫》，犹如料峭早春中一股清新温婉的春风，给人带来美好与感动。与2005年10月问世的同样12集的纪录片《故宫》相比，二者之间有关联也有明显不同，在纪录理念、纪录手法、审美形态等方面，流露出创作者革新求变的探索轨迹与印痕。 　　 　　纪录理念：叙事与对话 　　 　　20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电影理论家达?威廉姆斯，以“新纪录电影”概括当时的纪录片创作倾向。电子时代的影像真假难辨，“新纪录电影”不排斥真实，而是主张虚构“过去的真实”，多角度接近本质真实，而不是传统的摹写真实。1987年美国艾罗尔?莫里斯的《蓝色警戒线》、法国克洛德，莱兹曼的《证词：犹太人大屠杀》是“新纪录电影”的代表作。传统纪录片侧重对“现实”的纪录，比如罗伯特?弗拉哈迪的《北方的纳努克》、约翰?格里尔逊的《漂网渔船》以及让?鲁什的《夏日纪事》都是纪录现实生活的。而新纪录电影则更关注历史内容。如果传统纪录重在“展示生活是怎样的”，那么新纪录电影则重在揭示“生活是如何成为这样的”。取材历史、主张“虚构”“过去的真实”的新纪录电影，在美学特征上，大胆使用情景再现，历史资料、新闻片与现实场景互为交织。而新纪录电影对于历史的态度，则衍生出偏于理性客观与偏于感性情感的不同审美形态。对于《故宫》、《台北故宫》这样取材历史文化的新纪录电影纪录片而言，理性与感性、主观与客观的区别，在于对历史文化的解读角度与感知距离，在于表述的语态与身份，从不同的视角、身份出发，采用不同的语态与语气，则表现出不同的审美形态与风格。总体而言，纪录片《故宫》倾向于??距离、理性的宏大叙事，《台北故宫》则倾向于近距离、感性的心灵对话。 　　远距离审视与近距离观看。北京故宫是世界上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也是中国最大的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馆，积淀了漫长厚重的文化诉说和生命智慧，以深广的内涵，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和社会、历史的里程碑。故宫也是明清24位皇帝临朝为政与日常生活的地方，既权威又神秘。所以纪录片《故宫》，采用一种远距离、全景式、多角度、立体化的拍摄方式，把故宫的宏伟气势、辉煌仪态、神秘威严呈现出来，用拍摄过影视大片《英雄》的摄影师，精心设计出每一个镜头，用最先进的高清设备拍摄出精美的画面，用艺术的布光勾画出历史曾有的身影，具有全面、立体、权威的品格，呈现庄严、宏伟、壮丽的美感。宏大的叙事，营造出《故宫》浓厚的艺术氛围。而《台北故宫》则肩负着向世人揭示当年史无前例文物大迁徙的真实过程的使命，表达重心不是台北故宫的建筑，而是历经磨难的国宝文物以及这些国宝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所以《台北故宫》放弃已有的拍摄《故宫》的叙事理念，尝试新的表达方式，更注重新闻性、史料性以及可感知性。视角是近距离的，叙事方式平和亲切，镜头也缺少精心构图与设计。追求朴实自然的美感，而内在情感却暗流涌动，澎湃隽永，就像一场心灵的对话。 　　旁观者讲述与当事人对话。《故宫》的叙述角度是远距离的，叙述者身份是欣赏者、旁观者，是全知全能的介绍者，无所不知地、全方位地、拉开架势地向接受者单向传播带有主观价值取向的信息，叙述的语气和语态呈现悠远、深厚、沉稳的风格。虽然传播内容带有叙述者的个人色彩，但呈现的外在形态却理性客观，采用厚重、雄浑又带有磁性的男声。有时冷峻、有时沧桑、有时恢弘，与《故宫》雄伟的气势、沧桑的历史，相得益彰。在审美层面上，《故宫》用理性、深沉、雄浑的表述语态，引领受众经历了一次宏大的文明之旅。 　　而《台北故宫》的叙述角度是近距离的，叙述者的身份是参与者、见证者。用了大量人物采访同期声、现实跟拍，共同寻访、揭示、见证国宝经历的艰难历程，在这个过程中，呈现的是双向的对话与交流。所以《台北故宫》在展现国宝精美的同时，更着重于展示当年随国宝一起前往台湾的考古学家、文物学家以及文化学者对国宝的保护与情感，表达他们对祖国文化的坚守、对故土家园的依恋。因而讲述语气语态呈现亲切、温婉的风格，采用温和柔美的女声，仿佛面对面讲故事。在真实自然的同期声采访对话中、在解说者平和温婉的叙述中，一件件看似冰冷、没有生命的文物，变得温和、灵动起来，幻化出夺目的光彩；而一个个传奇故事的讲述。让国宝背后的那些人物变得生动、亲切。朴实的画面、自然的讲述，让《台北故宫》透过纪录的镜头，穿越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