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凤记》新闻性特质.docVIP

《鸣凤记》新闻性特质 　　明代传奇《鸣凤记》直面现实，把现实中刚刚发生的政治斗争搬上了舞台，具有新闻性特质。其新闻性特质主要表现在创作的时效性、内容的纪实性、传播对象的广泛性。 　　 　　《鸣凤记》创作的时效性。 　　 　　戏剧是一种人类生命运动的特殊的展示方式。它常常把已经完成的事件当做好像目前正在发生的事件表演在读者或观众面前。尤其是我国古典戏曲与同为叙事文学的古代小说一样，大多选择历史、神话与民间传说为题材，追求一种传奇色彩。 　　明代中期以后，商品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市民阶层进一步壮大，加之统治宽松，小说和戏曲都渐趋兴盛并极大地普及开来，与社会生活的联系也更加紧密和广泛。同时，统治者的昏庸和政治黑暗加剧，内忧外患不断，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关乎国运民生的大事不断发生。这一切给有忧国传统的士人以强烈震撼，广大民众也渴望及时了解事实真相。 　　《鸣凤记》全剧用41出的篇幅写严嵩父子专权与独断，反对大学士夏言收复河套，与总兵仇鸾勾结，阻挠出兵，并把夏言害死。兵部主事杨继盛极为愤慨，弹劾仇鸾、严嵩父子，又被害死，其妻亦殉节而死。斗争前仆后继，最后进士邹应龙、林润等经过种种曲折，终于斗倒严嵩，清算了严党的罪恶。 　　可以说《鸣凤记》脱离了对历史事件、英雄人物、传奇色彩的渲染与追逐，以反映一个时代“倒严”这样一个重大政治事件为己任，让时人直接感受时代的风貌特征。据焦循《剧说》卷六载：“相传：《鸣风》传奇，?州门人作，唯《法场》一折是弁州自填。词初成时，命优人演之，邀县令同观。令变色起谢，欲亟去一弁州徐出邸报示之日：‘嵩父子已败矣。’乃终宴。”《鸣凤记》写严嵩父子势败下狱是据邸报而来，但曲成上演时县令居然还未得知这一大事。诚如陆定一先生所说：“新闻是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几乎就在严嵩事败同时，以揭露当时黑暗政治的现场活报剧《鸣凤记》横空出世，一个现实生活中撼天地、泣鬼神的政治悲剧用舞台艺术的形式使之定格、再现。可见剧本写成之快，剧本创作的时效性。 　　 　　《鸣风记》内容的纪实性。 　　 　　所谓新闻的纪实性，指的是纪录现实，用事实说话。这里有两个要点：一是纪录现实，即是指必须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二是用事实说话。而事实即是客观存在，它泛指人的一切活动和自然界的一切现象。它是真实存在的和实际发生的，具有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原因、结果六个要素。 　　明代《鸣凤记》传奇对嘉靖年间严嵩结党营私、把持朝政、祸国殃民的罪恶行径，极尽鞭挞和揭露之能事，对“前后同心入谏臣，朝阳丹凤一齐鸣”的夏言、杨继盛等给予热情歌颂，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及时大胆的现实干预意识。吕天成《曲品》评日：“记时事甚悉，令人有手刃贼嵩之意。”。由此可知《鸣凤记》就是以它独特的方式，表达一种对事实的尊重，它以曲为史，按生活本来的面貌对人物与事件进行较客观的反映。可以说，《鸣凤记》所写的八位谏臣，除孙巫扬外，其余七人《明史》均有传记载。 　　《明史》196卷，有《夏言传》，载夏言主使曾铣收复河套，严嵩勾结仇鸾、交通宦官，制时阻挠并上疏劾铣，又诬夏言受贿，谤毁圣上，因此曾铣和夏言皆被斩首，其妻被流放全州，与剧中所写基本相符。 　　杨继盛《明史》209卷有传，他初授兵部员外郎，因劾仇弯开马市与俺答讲和，是奇耻大辱，时仇鸾被皇上恩宠，下继盛狱，后被贬狄道典史，但未作驿丞；在仇鸾奸谋败露后，继盛一年中被四次升改，盛兵部武选司。继盛盛皇恩优渥，恨严嵩专权，遂上疏劾他十恶五奸罪恶。因严嵩被帝宠幸，继盛又人圈圈。但帝并无杀继盛之意。严嵩恨继盛劾己，故将继盛名附坐大辟的张经之后，遂被杀。其妻张氏伏阙上书，为夫鸣冤，乞代其夫。《明史》并未写其死。剧中所写与《明史》也基本相符。 　　刑部主事董传策、刑科给事中吴时来、刑部主事张羽三人联合同日劾嵩，又同被谪戍，《明史》都有明载。当严嵩势衰，邹应龙上疏弹劾严嵩，成其大功；林润又上一本，使严世蕃，罗龙文被斩，严家被抄。这在《明史》《明史纪事本末》都有较洋的记载。 　　剧中所写反面人物如严嵩、严世蕃、赵文华、鄢义卿等，都收入《明史?奸佞传》中，所写与《明史》基本相符，作者虽用揶揄、夸张笔法，但并不过分。其余象礼部尚书李本、都御史周用、礼科给事吴国伦、监察御史王遴都实有其人，不是作者杜撰的。 　　由此可见，《鸣凤记》所塑造的人物形象都是真实的。这些人物形象可以说是现实真实人物与艺术真实相结合的典范。作者将这些真实人物通过集中、概括、艺术加工使这些人物形象更典型、更形象、更真实，更具有生命力和感染力，也更受群众所喜爱。因此，当《鸣凤记》一出台，便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一部传奇。直到清初，京都各戏班争着上演，侯方域歌颂的马伶，就是一位善演严嵩的名优。可见《鸣凤记》在当时的巨大影响。 　　 　　《鸣凤记》传播对象的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