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变是“先锋”锐气.docVIP

不变是“先锋”锐气 　　“禹燕，你的《女性人类学》在孔夫子旧书网上已经卖到了100元，恭贺恭贺!”一个朋友兴奋地来电相告。 　　21年前，这本书出版时定价仅3.1元，如今上涨了30倍，而今年又恰逢我入校上大学30年。30年，30倍，如此巧合，不由令人心生感慨。 　　回眸而望，30年游走于出版、传媒、学术、商界，角色的跨越转换带来了人生的起伏跌宕，虽拥有过春花的灿烂，也经历过秋风的萧瑟，但内心始终没有割舍的是勇于挑战的“先锋”情结。 　　 　　青春激扬的“女性主义先锋” 　　 　　1983年从武汉大学毕业后，我怀揣着当红学家的梦想来到了北京，却被分配到一家出版社当编辑。不甘于仅仅为人作嫁衣裳的我，也想为自己做件“嫁衣”，于是选择了当时远非主流的女性学。 　　有人说我是一个“天生的女性主义者”，其实女性主义者肯定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造就的。1983年前后，正是中国思想界、文化界异常繁荣活跃的时期，各种学术思想风起云涌，女性主义在中国萌芽。由于中国的女性主义发端于女性文学，于是我的视角也首先投向这一领域。《女性文学的历史与现状》在评论界引起关注后，我开始从更多层面关注女性的生存与发展。当时女性主义研究正在各个领域展开，聚集了一批学术精英，但是也存在一些缺陷，特别是对女性本体缺乏哲学意义上的认知，把“女性”肢解在不同学科的框架之中，分割到各科学者的书案之上，无法上升到应有的理论高度。 　　我尝试把女性学和哲学人类学结合起来，构建一门在各学科综合研究的基础上对女性进行哲学抽象的新学科，即中国本土的女性人类学。哲学家周国平先生说：“这是一个大胆的创造性尝试。” 　　《女性人类学》1988年面世后，不仅女性学研究各界多有关注，《中国妇女理论研究十年》评其“对女性的研究上升到了理论的最高层次”，诸多媒体也有热烈反响现在，《女性人类学》仍是一些高校女性学、社会学、人类学的参考教材。25岁时的文字和思想，尽管稚嫩尚存，但今天读来仍然令人激情澎湃，不由感叹青春的勇敢、青春的热情、青春的智慧。是啊，青春转瞬即逝，在青春火花闪耀的刹那，要为青???的思想留下“先锋”影像。近年来，常常有人建议我把《女性人类学》修改后再版，以臻完善。但我想，即便再版我也不会做过多修饰――因为青春不可能再版，青春的思想也难以复制。 　　思想的价值不仅仅是冥思和玄想，思想的星火只有投射到现实之上才会闪光，当站在女性人类学的高点之上观察现实时，当拥有一颗为女性的命运而悲悯的情怀时，我对很多问题的观察便有了完全不同的视角。 　　1998年我调任《中国妇女》杂志执行主编，力图从新的视角观察与妇女命运相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策划了一系列兼具深度和厚度的主题报道，如关注环保的“女性与绿色浪潮”，关注进城妇女命运的“走在城市边缘的乡村女人”，关注打拐行动的“打拐：行动中的思考”，关注女性就业现状的“女性再就业工程大扫描”，关注女性与互联网发展的“点击中国女性网站”，等等。我希望在主流媒体上延展女性主义的视线和触角，使人感知女性主义的视野是开阔的，态度是中肯的，嗅觉是敏锐的。 　　 　　折翼的互联网“先锋” 　　 　　在女性学研究领域和女性传媒界小有声名的我，似乎渐渐流失了思考的激情和行动的能量。世纪之交，在互联网创业浪潮的激荡之下，我的“先锋”情结再度澎湃，成为了网络经济的“弄潮儿”。我毅然辞去公职，出任一家网络公司副总裁。这家投资近亿元的网站之所以吸引我，是因为它有宏大的构想，力图打造中国第一流的思想库，而这似乎为我实现社会理想和文化理想提供了更大的平台。 　　 　　但是，随着2000年互联网泡沫的破灭，这家公司也难免厄运。运营不足半年，在互联网整体沦陷的大背景下，股东之间的利益纷争日益白热化，致使公司业务处于停滞状态，200多名员工被迫离职，成为当时业界一大新闻。身为高管的我作为公司留守人员又坚守了半年，在主编《中国互联网年鉴》之后，黯然离开。 　　这是一次惨痛的人生经历，心高气傲的我倍受打击，想想自己25岁就出版了《女性人类学》，年仅30就晋升为当时出版界最年轻的副编审之一，而今却丢了公职，丢了饭碗，眼前一片茫然。 　　遭遇人生之变，我感受到世态炎凉。于是，我不愿意面对以往的朋友同学，只想在一个远离过去的地方默默打拼，这样，我在陌生的商海又忙碌了一年。就像一只离群的孤雁，找不到飞行的方向。 　　出于对人才的爱惜，2002年底，《中国妇女报》总编辑卢小飞、常务副总编辑梁冰邀请我到该报做策划人，对此知遇之恩我一直感怀于心。我从策划一个小栏目《传媒守望》开始做起，直至策划全国妇联的家庭助廉教育读书活动、中华女性学礼仪活动等大型主题活动。尽管对先后主编过《中国妇女》《中国名牌》《传记文学》等杂志的我来说，《传媒守望》栏目很小，但我也力争把它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