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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忘却记忆晏阳初平民教育 　　20世纪前半叶，积贫积弱的中国大地上，曾经掀起过一场轰轰烈烈的平民教育运动。它致力于开发广大劳苦大众的“力矿”、“脑矿”，致力于平民百姓的知识教育和全人教育，致力于消除3亿5千万苦力的“愚、贫、弱、私”，其终极夙愿是帮助那些最广大的处于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能够识文断句、自省提高，像正常人一样的生活与劳作，活出人的自信，活出人的尊严，从而促进整个民族素质的提升，促进整个国家的繁荣和富强。为此，1943年美国百余所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代表评选晏阳初为“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之一，与爱因斯坦、杜威、莱特、福特等并列。这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平民教育运动的积极肯定，也是一切富于“平民情结”的志士仁人对平民教育的同情、认同与支持。时隔近一个世纪的今天，我们回望那场波澜壮阔的平民教育运动，感慨之余，更应该积极反思深入研究，思考平民教育的精神和意义，思考我们今天的“平民”教育。 　　 　　一、平民教育是知识人对平民百姓的至诚至爱 　　 　　作为耶鲁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晏阳初被美国“军事青年会”招聘到欧洲战场从事华工服务工作。目睹了华工的悲惨命运之后，强烈的民族自尊自强信念坚定了他教华工识字、学知识的决心：只有用良好的教育和知识武装他们，华工们才能摈弃那种粗鄙的举动，并定能组织起来，发挥团结的力量，用罢工等方法，抵抗一切侮辱与欺压。 　　华工们渴求知识的急迫心情和发愤忘食的学习精神，深深地感染着晏阳初。面对这样的情形，“哪个教育工作者，不愿意把自己的全副精力和时间花费在他们身上!”[1]几期汉文班教育结束以后，华工们手不释卷的读书场景和逐渐迸发出来的心智潜能，不断激励着晏阳初和当时所有在法国的中国留学生，大家都非常愿意从事此种教育苦力工作。于是，他们分头去各华工营办汉文班，20万华工，都有了识字受教育的机会。 　　有一天，晏阳初接到了一位曾经受过教育的苦力写给他的信：“晏大人，自从你办了周报后，天下大事我都知道了，但这个报价太便宜，我知道你们经费不多，恐怕不久要关门。现在我寄上365个法郎，这是我到法国后所有的积蓄，愿意都捐给你!”就是这样一封朴实而又充满感激的信，使晏阳初认识到“中国人不是不可教，而是无教”这样一个既兴奋又严酷的现实，“教育确实可以发掘受教育者的潜在力量。一个苦力，得到了一点好处，就愿意把血汗所得的积蓄，牛马样所换来的金钱，全部地捐出来帮助教育工作，假如中国3万万以上的苦力，都受了教育，那所贡献的力量，该是何等伟大!” 　　晏阳初当时到法国去参加华工服务工作，原为去帮助华工，去教育华工，反倒是华工教育了他，使他认识到苦力的“苦”，使他认识到苦力的“力”，从而也使他真正认识了拥有3万万以上苦力的中国。“每一个有志的中国知识青年都应该献身于3万万以上无知无识的民众，去从事苦力教育平民教育的工作，解除苦力的‘苦’，开发苦力的‘力’，然后中国才能有办法，中国人才能不受外国人的欺侮与鄙视。”正是这种对华工、对天下平民百姓亲人般的至诚至爱，激发了像晏阳初等一大批知识人把毕生的精力乃至生命献给了伟大的平民教育事业。 　　如果说平民的愚昧、无知，是开展平民教育的原初动力；那么平民的憨厚、正直、善良乃至无助的境遇，以及蕴藏在民众之间的巨大潜能，深深感动着富于良知的知识人不畏艰辛献身平民教育事业。把千千万万无知无识或不能获得知识的社会底层的平民视作自己的兄弟姐妹，视作自己的亲人，给他们以良好的知识和教育，让他们活出人的自信和自尊，让他们堂堂正正地做人，是20世纪初平民教育运动的最大愿望。 　　 　　二、平民教育是知识人的无限责任感和无私奉献精神 　　 　　20世纪初轰轰烈烈的平民教育运动，曾经涌现出一大批感人肺腑的人和事，至今让我们无限怀念和崇敬。 　　1920年，晏阳初回国，碰巧遇到余日章先生。余日章是哈佛大学的高材生，读书时英文成绩为全校之冠。回国后充任黎元洪的英文秘书，黎氏就任总统时，曾请其做教育总长。余先生为了能真正做些服务人民的事业，没有去做官，而是担任了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1918―1930年）。在晏阳初刚刚回国苦于平民教育工作无从着手的时候，余先生即很有远见地在青年会内设平民教育科，并邀请晏阳初主持工作，使当时的青年会很快成为对中国社会事业最有贡献的一个团体。 　　在晏阳初的忘我精神和积极鼓动下，许多学者志士被其感动，毅然投身平民教育运动，极大地推动了平民教育的发展。 　　――陈筑山先生，14岁中秀才，后到东京求学，孙中山劝其加入同盟会，不入。后加入梁启超之进步党，袁世凯实行帝制，被迫避居港沪，曾几次被捕，均得逃脱。后来历任北京法学院院长、上海公学校长等职。1925年，晏阳初与其畅谈平民教育运动后，陈先生深觉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除文盲，作新民”的工作是基本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