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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让子孙后代忘了自己“根” 　　林泽龙，原海南省教科所（现省教育研究培训院）所长，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海南省有突出贡献优秀专家，特级教师 　　 　　不是为了过去，而是为了未来。 　　――题记 　　 　　2010年7月上旬，我和老伴带着女儿和外孙女、孙女，祖孙三代一道回湖南常德的临澧、石门老家。 　　我1992年从湖南调到海南，2001年退休。来海南那年外孙女出生，一转眼她就高中毕业了，最近考上了上海大学；孙女今年也小学毕业上初中了。孙女一直跟着她爸随我在海南生活，连老家的方向都弄不清；外孙女虽然一直生活在长沙，但也没回过老家。眼看着外孙女和孙女都渐渐长大成人，女儿和儿子也都开始步入中年，而我和老伴则已年近古稀，我越来越感到，孩子们以后离老家可能会越来越远――不仅指空间距离，还包括心理距离。在他们的脑海里，故乡的意识以及对故乡的情感可能会越来越淡薄。在现代社会，也许许多人不以为怪，可我却认为，不能让子孙们忘了自己的“根”；同时我认为，故乡不仅仅是填写履历表时“籍贯”一栏中冷冰冰的两个字，对于我来说，故乡是灵动的，是有灵魂的，是有情感的。故乡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值得我深深地、深深地去爱――并且希望能让这爱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基于这一考虑，我下决心带着她们回故乡，来一次“寻根之旅”。 　　 “根”是什么？我认为，“根”指祖籍、籍贯、出生地，这都没错，但这只是从地理层面作出的回答；而要全面地、本质地回答这个问题，还必须从文化层面进行思考和探讨。其实，“根”只是形象的比喻，祖籍、籍贯、出生地好比是人们“扎根”的土壤，而文化则是“培根”的水分和养料。所以，我认为，“寻根之旅”的根本是寻家庭、家族、家乡的文化之“根”，觅家庭、家族、家乡的文化之“魂”。不少人回老家寻根谒祖，感到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但只要家乡的文化血脉没有中断，家乡的风俗习惯、风土人情、乡音乡情等文化传承仍在延续，就说明我们的“根”还在、“魂”没丢。从这个意义上说，“寻根”是为了“觅魂”、“还魂”。 　　 　　一 　　 　　一方水土哺育了一方人???而一方人则赋予了一方魂。 　　我父母的老家分别在湖南省常德市的临澧县和石门县。常德位于沅水之畔，而临澧和石门则临近澧水。这沅、澧二水一带不仅山青水秀，拥有湖南最高峰壶瓶山和举世闻名的桃花源等景观，而且文化底蕴十分深厚，可以说是湖湘的“两河流域”。 　　父亲沈克家是临澧县修梅乡人。修梅出了两位名人：一位是辛亥革命元老林修梅将军，曾任孙中山大总统府代理参军长；一位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林伯渠，曾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我父亲出生地周家冲离林修梅和林伯渠的出生地凉水井只有四五华里。 　　母亲林贞淑诞生在石门夹山，同父亲的老家只相距十几华里。母亲与林修梅、林伯渠是同族，并且同为“祖”字辈，林修梅和林伯渠的族名分别为林祖?、林祖涵。林伯渠与我曾外祖父林山新（字可亭），过从甚密，曾夜宿曾外祖父家。由于我和我姐妹都随母亲姓（因沈家人丁兴旺，而我母亲仅独生女一人），所以我们称舅舅林伯渠为伯父。伯父的子女与我同为“泽”字辈，再下一代则为“明”字辈。我没见过伯父，只见过伯母和四位堂姐、两位堂兄。其中，三姐林利长期给中央领导当俄语翻译，从事列宁《哲学笔记》等俄文典籍的翻译工作。“文革”中，她遭“四人帮”迫害被关进秦城监狱，1975年4月出狱后曾在长沙我父母家住过半年多时间。当时“四人帮”还在台上，正在加紧篡党夺权的步伐，而父亲则刚脱离“牛棚”不久，在这样的情况下接纳三姐，显然承担了一定的政治风险，但他无所畏惧。 　　此次回乡寻根谒祖，到达临澧修梅后，便先去伯父的故居瞻仰伯父塑像，然后去给伯母扫墓。我是要告诉晚辈，为人谋幸福者，永远会受到人们的爱戴和敬仰。 　　 　　二 　　 　　祖父育有三子一女。父亲沈克家排行第三，生于1911年农历9月，自幼在家放牛、读私塾、上小学。中学就读于湖南省立四中（现常德市一中），学习异常勤奋。1935年以英语考生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外语系，不久即参加“一二#8226;九”爱国学生运动。抗战期间，学校迁往昆明，遂从老家步行前往西南联大继续学习。毕业后谢绝同学出国留学的邀约和著名学者吴宓向湖南大学的亲笔推荐，返回石门老家陪伴我母亲，并参与创办石门九澧中学（现石门县一中），后至临澧县省立十四中和常德市省立四中执教。建国前参加中共地下党，并受地下党委派，只身一人赴石门争取国民党当局投降，为石门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任常德市一中首任校长――也是该校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他在这里工作了整整30年，其中担任校长28年。他曾深情地说：“小时候，我有一个要到一中读书的梦想；到一中读书后，又有一个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