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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与梁启超新闻改革思想比较 　　严复和梁启超同为清末民初极其有影响的新闻理论家,他们不约而同地将新闻改革作为改变中国落后积弱局面的重要手段。他们的新闻改革观,既因共同的目标和历史环境而具有许多形似的地方,又因不同的生活经历、学术背景及思考角度而各具特色。他们是中国近代提倡新闻自由思潮的先驱,弄清他们新闻改革思想的异同具有重要意义。鉴于目前学界对这方面的研究尚显欠缺,本文对此作一初步探讨。 　　关于新闻改革的目标 　　严复和梁启超都认为,新闻自由是新闻改革的目标,是富国强民的基础。但严复着眼于新闻自由在内的整个自由对政治制度变革和民族素质的价值;而梁启超的论述更具针对性。 　　对于新闻自由的价值,严复从国家和个人两个层面作了论证。他认为,于国家,包括新闻自由在内的自由是强国的基础,因为西方人强国的命脉“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顾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1)。于个人,包括新闻自由在内的自由是个人的基本权利和人格尊严的一部分,“民固有其生也不如死,其存也不如亡,亦荣辱贵贱,自由不自由之间异耳”(2)。他认为,新闻改革既是治国之“标”,能发展“理财、经武”之事,又是治国之“本”,能解决“立政养才,风俗人心”等根本问题。严复在清末敢于主张改良体制,强调新闻自由是强国基础,摆脱了洋务思潮对时人的束缚,体现出其爱国情怀和深刻远见。但他的新闻改革思想,缺少公众利用新闻自由权利对政府进行监督的义项。 　　相对于严复而言,梁启超对新闻价值的认识更深刻、更有针对性。他明确表示:新闻事业的价值是“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3)。梁启超同样认为,新闻自由是其他文明的基础,是资产阶级文明的产物和传播文明的三利器(学校、报纸、演说)之一。因为促进西方文明创造的因素正是“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其惟一切文明之母。而近世世界种种之现象,皆其子孙也”(4)。新闻自由的价值在于:众多报馆参与议事能保证意见的正确性,因而可以凭借操纵舆论来达到批评监督的目的。他强调人类的理性及用人类的理性去驱除时代的黑暗,从而获得相对真理。这个认识,在那个时代有着非凡的意义,在今天也有一定的现实价值,因为他不仅明确提出“言论自由”,而且跳出前人偏执于报刊抵御外辱的功能说,开始对新闻改革的理性价值进行阐释。然而,他没能把新闻自由作为人的目的,而仅仅视之为强国的手段,结果陷入自相矛盾:一方面,他要为了强国而实行新闻改革;另一方面,所维护的王权势必会扼杀新闻自由。 　　关于新闻改革的内容 　　严复和梁启超都认为,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是新闻改革的主要内容。但严复还主张实现知情权,并要求新闻自由不能侵犯他人自由;梁启超则强调新闻改革要保证新闻舆论独立于政府。 　　严复认为,新闻改革的内容主要是指公众拥有知情权与言论出版自由权。这可从他对西方新闻自由的褒扬中得以证明,“自其(西洋)自由平等以观之,则其捐忌讳,去烦苛,决壅蔽,人人得其意,申其言,……是无法之胜也……”(5)“人人得其意,申其言”就是通常所说的知情权与言论出版自由权。在他看来,言论自由是“平实地说实话求真理,一不为古人所欺,二不为权势所屈而已,使理真事实,虽出之仇敌,不可废也;使理谬事诬,虽以君父,不可从也”(6)。尽管他认为“人得自由,而必以他人之自由为界”(7),但他主张新闻事业为社会公器的思想,反对因言治罪,报馆在此方面的尺度理应放得更宽,“既开报馆,原与庶人不议之例不符,与其不议,不如勿开”(8)。他委婉地提出了“知情权”的要求,对于反对封建专制,扩大资产阶级的话语权,具有一定的意义。 　　梁启超则认为,新闻自由是新闻领域表现的言论出版自由。1899年,他首次明确阐述新闻自由的内涵:“人群之进化,莫要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三大自由,皆备于我焉。”(9)他从资产阶级宪政观点出发,认为报纸和政府处于平等地位是新闻改革的重要内容。报馆为“贵族、教会、平民三大种族之外,而更为一绝大势力之第四种族也”。“报馆者,国家之耳目、喉舌也,人群之境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在之粮也。”(10)由此可见,梁启超不仅把新闻自由看成是一切文明的源泉,而且是国家立政的根本,是人权的基本内容。他从创造文明、维护民权的价值观高度看待新闻自由的合理性,符合西方新闻改革理论的内核,为其后对新闻改革的具体阐述打下了理论基础。 　　关于新闻改革的条件 　　严复和梁启超认为新闻改革需要主观和客观条件。但严复主要关注国家和国民性等外在条件,而梁启超则着重于新闻机构的独立性。 　　对于实现新闻自由的条件,严复从常态和殊态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述。在常态,即国家无外侮内乱时,实现新闻自由的条件是“(民众)其力、其智、其德诚优”(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