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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媒产业规制解构与重构 　　在现有的游戏规则制约下，传媒产业发展已经到达某种极限。很显然，规制变革已经成为保证和促进中国传媒产业得以健康快速发展的第一要务。 　　开始于1978年的中国传媒产业化进程，以一种“边缘突破”的方式逐步推进。到本世纪初，随着一批传媒集团的成立，产业的基本形制已经具备。2001年5月，中国证监会新版《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已将传媒与文化产业定为上市公司13个基本产业门类之一，下含出版、声像、广播电影电视、艺术、信息传播服务业5个大类。 　　2003年6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吉林省考察工作时再次强调：“文化发展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一切妨碍文化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文化发展的做法与规定都要改变，一切影响文化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 　　来自不同层面的信息表明，中国传媒产业高层管理者、传媒产业研究者和传媒业界的实践者都已明确了这样一个事实 ：无论是宏观的经济环境还是微观的产业发展路径依赖，都决定了中国传媒发展的产业化进程不可逆转。 　　然而，产业化方向的明确并没有促成传媒产业在一个全新的平台上迎来一个新的繁荣高潮，相反，从电视湘军的虚火上升到北青传媒在香港上市之后的效益大幅度滑坡，从今年以来中国报业机构效益整体呈现颓势到广播电视创收增长趋缓，以及总体上传媒产业对于国民经济的总体贡献份额一直在一个与信息时代不相称的较低层次徘徊。这些事实告诉我们，如果还像以往20多年的改革一样，仅仅凭借一两种单一的经营方式和经营机制的改革，或者仅仅依靠一两个所谓的传媒强人的铁腕，虽然能够对某一家或几家传媒机构在某一时段的发展产生影响，却难以保证传媒产业的整体推进。换句话说，现在的中国传媒产业在总体上正面临一个临界点，有学者称之为“拐点”①，有学者称之为“十字路口”②，其实所指称的是同一个现实：在现有的游戏规则制约下，传媒产业发展已经到达某种极限。很显然，规制变革已经成为保证和促进中国传媒产业得以健康快速发展的第一要务。 　　 　　现行制度环境对传媒产业发展的制约 　　 　　要讨论传媒产业的规制变革，必须先对现行传媒规制系统做一个基本的检讨。 　　（一）正式制度供应不足，“潜规则”泛滥。 　　中国的现行传媒管理体制对传媒实行严格的政府管制，这样的管理体制被有些学者视为“源自意识形态的需要和计划经济的惯性与本能。”③事实上，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规制设置的特点就是正式制度供应不足，非正式制度普遍流行。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呈现的制度缺乏，而各种临时性的文件和内部通知漫天飞。以至于传统体制下的传媒从业人员在遇到突发事件和需要应变的机制变化时，如果不能获得上级部门的指示就不知所措。对于传媒产业来说，如果整个国家的经济体制都处于计划的掌控之下，那么，需要传媒自己应急权变的情景就会极其稀少，正式规制供应不足的问题不会凸显。然而，在中国市场体制逐渐成熟，传媒的产业特性和市场取向日益明晰的情况下，传媒机构自身需要应对的市场环境日益复杂，需要根据自身的情况作出决策的情境越来越多，正式规制供应不足和对制度需要日益急迫，矛盾日益明显。 　　 通常情况下，当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变迁并不同步时，“潜规则”就诞生了。而且，当正式制度有效供给不足时，“潜规则”就会有效地替代显规则的运行。可以说，传媒行业是中国“潜规则”最为集中的领域之一。显规则的缺乏和“潜规则”的泛滥已经成为阻碍传媒产业总体实力提升的瓶颈因素。 　　“潜规则”实际上就是不透明的规则，是身在其中的人心里明白，置身其外的人不明就里的规则。我国加入WTO、市场环境与国际接轨后，透明度的问题今后会越来越重要。虽然并不是所有的规则都必须和国际接轨，因为接轨是一个长期变革的过程。事实上，在中国加入WTO的相关协议中，并没有提及传媒产业。但是作为国家产业系统中的重要部门，传媒产业的运行规则一定要透明。 　　（二）寻租现象的存在，销蚀传媒产业的整体效益。 　　由于规制的变动不定，现行的许多传媒政策就显得透明度不高，有时还非常模糊。通常，政策越模糊，掌握政策的部门和个人的权力就越大。政府官员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当然很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有时故意将政策制定得含糊不清。这个过程就是所谓的设租和寻租的过程，也就是腐败孳生的制度环境。 　　有人将腐败定义为政府官员为了谋求个人私利而滥用公共权力的行为。其实个人私利不仅包括政府官员的私人(及其亲属)的利益，还包括其所在集团的利益。在中国传媒产业这样的渐进转型经济部门，一些政府部门通过行政垄断的方式来阻止市场竞争，维护本部门、本地区所属传媒机构的利益，实际上也是通过规则制定来设租和寻租，其结果的腐败性是可想而知的。起码从社会总福利的角度看，社会效益损失严重。 　　以广播电视系统为例，广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