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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4次大旱荒 　　有史以来，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就伴随着无尽的自然灾害。中华大地幅员辽阔，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复杂多样，灾荒之多，世罕其匹。自古及今，灾荒成为中华民族发展的一大威胁。纵观近代的中国社会，由于经济、政治、社会等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灾害更加频繁，灾情也更为严重。而在接连不断的灾害中，旱灾尤重，为害尤烈。据相关统计表明，在整个近代时段内，中国的旱灾竟达60余次，而就全局性影响与危害程度重大者，动辄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人被夺去生命，不计其数的人流离失所。历史上有4次重大旱荒无需我们沉痛哀念。 　　 　　“丁戊奇荒” 　　 　　历数近代中国的大旱荒，首当其冲的就是“丁戊奇荒”。 　　“丁戊奇荒”指的是19世纪70年代后半期(即光绪初期)发生于我国黄河流域广大地区(华北地区尤重)的一次特大灾荒――以干旱为其突出表征。这场大旱荒是光绪元年(1875年)拉开序幕的。这一年，北方各省大部分地区先后出现干旱的迹象，京师和直隶地区在仲春时节便显现了灾情。一直到冬天，仍然雨水稀少。与此同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肃等省，都在这年秋后相继出现严重旱情。光绪二年(1876年)，旱情加重，此后持续，受灾范围也进一步扩大，尤以光绪三年(1877年)、四年(1878年)最为严重，而这两年阴历干支纪年属丁丑、戊寅，故名“丁戊奇荒”。局部地区的旱情持续到1879年。以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5省为主要灾区，北至辽宁，西至陕甘和川北，南达苏皖，形成了一片前所未有的旱荒区，总面积超过百余万平方千米。其中又以河南、山西受灾最重，因而又称“晋豫奇荒”或“晋豫大饥”。这次旱荒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大、后果特别严重，被认为是清朝“二百三十余年来未见之凄惨，未闻之悲痛”，其为害之烈、为患之深，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属罕见，实属“大衩奇灾，古所未见”。大旱使农产绝收，田园荒芜，树木枯槁，青草绝迹，赤地千里，饿殍载途，白骨盈野。旱荒过后，继之瘟疫和地震，把“丁戊奇荒”推向惨绝人寰的境地。 　　从一些时记来看。旱荒景象骇人听闻。河南省“歉收者50余州县，全荒者28州??”，“乏食贫民，所在多有”；山东省“饥黎鬻妻卖子流离死亡者多，其苦不堪言状”：山西省“迭遭荒旱”，“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口之多”，“民人或什损六七，或十死八九”：直隶地区“旱蝗相乘，灾区甚广”，“经年不见谷食者，十室而五：流亡转徙者，十室而三。逃荒、乞丐充塞，运河官道之旁，倒毙满路”：苏北、皖北各地“逃亡饿死者不计其数”，灾民甚而“饥则掠人食”，致使“旅行者往往失踪，相戒裹足”；甘肃、四川受灾区“赤地数百里，禾苗焚槁，颗粒乏登”，“登高四望，比户萧条，炊烟断缕，鸡犬绝声”。“父弃其子，兄弃其弟，夫弃其妻，号哭于路途。或举家悄毙，成人相残食”；陕西“赤地千里，几不知禾稼为何物矣”。 　　据不完全统计，从1876年到1879年，仅山东、山西、直隶、河南、陕西等北方5省遭受旱灾的州县高达955个。整个灾区受到旱灾及饥荒严重影响的居民人数，估计在1.6亿～2亿左右，约占当时全国人口的一半；直接死于饥荒和瘟疫的人数在1000万人左右；从重灾区逃荒流亡者不少于2000万人。灾荒对当时整个社会生活及以后历史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连年的旱荒，清政府不可能视而不见。为防止因天灾而引发的民变，力求社会稳定，度过难关，政府一度对救灾工作颇为重视，采取一系列措施予以疏困，洋务派官僚更是积极参与其事。巨大的灾难也引发了国内外民间力量的关注和赈济行动。南方省区的绅富、香港同胞及新加坡、菲律宾、泰国、越南等国华侨，纷纷解囊捐款。尽管如此，囿于客观条件限制，加之清政权整体腐败的颓势，赈灾活动难见力挽狂澜之效。与此同时，列强侵略活动的日益加深，强化了旱荒对中国人民的沉重打击。 　　 　　华北大旱荒 　　 　　有学者曾言及，由于1919年(五四运动)和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标志性年份意义为人们津津乐道，1920～1921年的旱荒，却似乎被人冷落甚至淡忘了。其实，这是一个由于严重的旱荒造成80万生命的悲惨灭寂和3000余万饥民在死亡线上痛苦挣扎的大稷之年，是近代中国人民绵延不绝的苦难链条中巨大而沉重的一环。 　　反观1920年中国北方地区发生的特大灾荒，在许多方面和40年前那次惨绝人寰的“丁戊奇荒”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其重灾区域，东起海岱，西达关陇，南至襄淮，北抵京畿，恰好也包括今河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省的广大地区。自“丁戊奇荒”以来，北方地区还不曾出现过像1920年这样长时间、大面积的严重旱荒局面，以致时人每每将两者相比拟，称后者为“四十年未有之奇荒”。 　　就时序而言。大约从1919年夏秋之交，北方大部分地区就出现了严重的旱情。1920年自春至秋，旱情更是酷烈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