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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守城术(上) 　　城池的构筑历史在中国可谓渊远流长。《淮南子?原道训》云：“黄帝始立城邑以居。”《吴越春秋》云：“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虽然这一时期城池只是雏形，由简单的环壕和围墙组成，但也明确地说明筑城的最初动机从一开始就打上了军事防御的烙印。城池也就成为保护部族利益、划分势力范围、确立统治权威的最好军事堡垒和权利象征。 　　城池防守的悠久历史 　　从某种意义上讲，古代的战争史也是一部城池的攻防史。几千年来，“攻城拔寨”是历次战争的直接目标和关键动机。随着战事迭起，攻防相生，城池也因此成为最大、最重要的战争舞台。特别是在春秋、战国时代，诸侯纷争，群雄并起，战争极其频繁，也因此形成了各诸侯国割据自立的多中心城池筑城体系，仅《春秋》、《左传》、《国语》提及的城邑地名就达千余座。据不完全统计，仅战国时期较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就有230多次，其中三分之二以上和攻城有关。根据《孙子?谋攻》中“杀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的说法推断，在那个冷兵器的时代，攻城往往会伴随着极高、极可怕的伤亡率，但这也同时说明当时的守城战术和器具必然非常完备和发达。有“兵圣”之称的孙子认为攻城是万不得以的“下下策”，并告诫道：“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这一点，同时代的墨子也持相同观点，并利用自己掌握的“完美守城攻略”，四处推行自己的“非攻”理念。在他的著作《墨子》中第十四、十五卷就全篇介绍了守城的装备、战术、要点，几乎涵盖了冷兵器时代所有的城池防守之术。 　　从军事博弈的发展脉络看，历代中原统治者之所以特别偏爱建立在城池防守基础上的“非攻”军事防御手段，也许正是得益于筑城技术的高度发达和城防之术的极高效率。于是，专守待敌、后发制人的“筑城防御”军事思想也因此大行其道，并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从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开始至今，历代统治者对于长城防线的高度重视，都足已说明这种以城墙为基础的战略防御思想对我们的影响是多么重要、多么深远。 　　当然，这种“被动防御”的军事思想的形成，除???“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和平民族性格因素外，还与中原民族的生存环境和经济特征是分不开的。中原民族的农耕经济自然离不开长江、黄河广大流域的沃土滋养，中原民族已经习惯了安乐和富足的定居生活，自然不会、也不愿像游牧民族那样游击争斗。而平原之上无险可守，要守卫自己的领土，保护自己的家园，特别是针对游牧骑兵部队搔扰的最好办法，自然是建造坚固的城墙堡垒。同时，高大的城墙还能提供防洪水、防强盗、防猛兽等多重安全功能。“四塞以为固”的中国也因此能够在四四方方的城墙庇护下，从容又体面地延续着一种辉煌而伟大的文明。 　　古代城池的建筑构造 　　中国早期的城池绝大多数是土筑，到了明代以后，各地的城墙才开始大规模包砖。因此在中国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期，修筑的城池都是黄秃秃的模样。早在3000年前的殷商时代，我们的先民已经掌握了版筑的技术。所谓版筑，就是筑墙时用两块木板(版)相夹，两板之间的宽度等于墙的厚度，板外用木柱支撑住，然后在两板之间填满泥土，用杵筑(捣)紧，筑毕拆去木板木柱，即成一堵墙。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版筑的技术更是大大提高，普遍采用悬版夯筑法，即用木棍穿过两侧夹板，以绳索固定取直，中间填土夯实，《诗经》中“其绳则直，缩版以载”说的便是这种方法。用这种版筑技术筑成的城墙比以往更结实，因此可以取消旧法中两侧的护城坡，从而增加城墙的攀爬难度。当时有的城墙还采用土坯(单块土坯尺寸约为1米×0.4米×0.2米)垒砌，上下交错叠压，以此提升墙体的密度和强度。 　　自春秋以降，中国城池一直采用这种朴素的土筑办法，两千年过后，大名鼎鼎的元大都(北京)城墙依然是由夯土筑成。这种土筑的城墙样子不太好看，而且不太结实，特别是一下雨就会因雨水淋蚀而损坏。当然也有例外，譬如东晋十六国时夏国赫连勃勃大单于修建的统万城，便是土筑史上的奇迹。统万城采用“蒸土筑城”法，即把糯米汁、白粉土、沙子和熟石灰掺和在一起夯筑而成，虽为土城，但具有石头一样坚硬的质地和抗毁力。传说负责施工的叱干阿利大将要求非常严格，他命人以铁锥检验修建好的城墙，凡锥入一寸者，便立刻将工匠杀死，填尸于墙内。在这种疯狂的高压政策下，历时6年修建而成的统万城，建筑质量奇好，“其坚可以砺刀斧”。 　　当然，这只是特别的个例，大多数的土城墙为保证牢固和强度，只能往高大厚实上靠拢。譬如两千多年前齐国的都城临淄，城墙宽度就达20米，楚国都城郢的墙厚也有14米之多。在冷兵器时代，这样厚度的城墙，其抗击打能力足已令人放心。此外，为保险其见，在高大厚实的城墙外，与城墙平行的还有人工挖掘的宽深壕堑(也可以引注河水，成为护城河)。较大的都城城外环周的护沟濠通常宽度达到30米，深度也在4～5米左右。 　　从军事防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