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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避讳习俗演进 　　避讳是封建等级制度和宗法制度的产物。它的最主要内容，就是出于对国君和父祖的尊敬或畏忌，不敢或不愿直呼其名，凡遇到和其名相同之字，都看做是忌讳而避开不用，而采用改字、省字、缺笔等方法来加以代替。 　　避讳是中国特有的风俗，源远流长。最迟在春秋时期，避讳就已产生，但在整个先秦时期，发展很慢。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帝王的地位急剧提高，避讳才逐步盛行起来。秦始皇第一次在全国实行统一的避讳，秦始皇名政，举国上下不得用政及其同音字。农历中的“正月”之“正”，读音本来和政相同，《论语?颜渊》：“政者，正也”，在古代中国，这个月是集中处理政事的月份，因而叫正月。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就是因为出生在正月才取名叫“政”的。但他做了皇帝之后，“正月”之“正”就倒霉了，或者被改写为端，或者被改读为征，我们现在读正月之正为征音，就是从那时沿袭下来的(《史记?秦始皇本纪》张守节《正义》)。 　　汉王朝建立后，继承了秦的避讳陋习，规定臣民上书言事触犯帝王名讳属于犯罪，凡遇与帝王名讳相同之字，可用同义字代替。汉高祖名邦，汉人凡遇邦字都改称国，战国时的官名相邦改叫相国，《论语?微子》：“何必去父母之邦”，汉石经残碑改作“何必去父母之国”。汉文帝名恒，汉人遇恒字则改称为常。战国时齐国权臣田恒，《史记》中写作田常，月官仙女?娥，汉以后改叫嫦娥。汉明帝名庄，姓庄的就不能再姓庄而改姓为严，光武帝的同学、隐士庄子陵，改叫严子陵，庄子陵在富春江上的隐居之地，至今仍叫严子陵钓台。 　　到了晋代，避讳更趋严密，在许多方面都作了严格而具体的规定，如“山川与庙讳同应改”等。由于有这些规定，晋代因避讳而改地名成风。晋武帝的父亲名司马昭，为了避其名讳，昭阳改为邵阳(即今湖南邵阳县)，昭武改为邵武(即今福建邵武市)；晋愍帝名司马业，为了避其名讳，建业改为建康(即今南京市)，邺县改为临漳(即今河北临漳县)。不仅帝王。皇后的名字也在避讳之列，简文帝的母亲郑太后名阿春，地名富春改为富阳(今浙江富阳市)，书名《春秋》改为《阳秋》。《晋???》上屡见的“《阳秋》之义，母以子贵”，《阳秋》即《春秋》，晋孙盛著的记载晋朝史实的书。书名干脆就叫《晋阳秋》。晋人还特别重视家讳，别人言谈中如果涉及自己父亲或祖父的名字，那就得赶快哭泣，以表对父祖的孝心。《世说新语?任诞》上就记载有这么一则故事，东晋桓温的儿子桓玄被授为太子洗马，众人前往祝贺，桓玄设宴款待，席间有位宾客嫌酒太凉，要侍者“温酒来”，桓玄一听“温”字。马上痛哭流涕。一直哭到不能出声，弄得那位客人非常尴尬。由于在言谈中容易触犯别人的家讳，很多人都很重视谱学研究，以免言语不慎触怒别人。在南北朝时，士大夫都以善避家讳为荣。南朝刘宋太保王弘，精通谱学。能“日对千客，不犯一人之讳”(《南史?王僧孺传》)，当时竟被传为美谈。 　　隋唐时期，避讳比南北朝有过之而无不及。避家讳成了政府正式颁布的法律，载入《六典》之中。《唐律?职制篇》明确规定：“诸府号、官称犯父祖名而冒荣居之，徒一年。”因为这个规定，不少人丢官去职，断送仕途。贾曾的父亲名言忠，朝廷拜其为中书舍人，他就以犯父讳为由坚辞不受(《新唐书》卷119《贾曾传》)；著名诗人李贺，其父名晋肃，由于晋与进同音，当时不少人就认为他不应参加进士考试，虽有韩愈为之帮忙，专门写了《讳辨》一文为之辩白，但也无济于事(《新唐书》卷203《李贺侍》)。恶讳(表示深恶痛绝的避讳)也首先在唐朝兴起。安史之乱后，唐肃宗憎恶安禄山，凡郡县名有安字者，一概更换(《新唐书》卷225上《安禄山传》)。在至德元年和二年的两年时间内，一口气就改了35个地名，现在的广东东莞，在安史之乱以前本叫宝安(令香港在唐代属宝安管辖)，就是避安禄山的恶讳才改为今名的。 　　五代十国时期，避讳仍然在向前发展。后唐庄宗李存勖，其祖父名国昌，孝昌县改为孝感(即今湖北孝感市)，昌乐改为南乐(即今河南南乐县，以上二例俱见《十驾斋养新录》卷11《避讳改郡县名》)。而丧权辱国的后晋高祖石敬瑭，对契丹自称“儿皇帝”，但要人们避其名讳却毫不含糊，强迫姓“敬”的改姓为“文”或“苟”(《齐东野语》卷四)。宋朝出将人相五十年的四朝元老文彦博，据《宋史》本传，其祖先就是在后晋时由“敬”姓避讳而改为“文”的；而河南登封姓“苟”的，据他们自己说，其祖先也是在后晋时由“敬”改姓为“苟”的，由于苟和狗音同，他们经常遭人羞辱，故而多次要求改回本姓，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如愿，到了全国公安局长大接访时，他们再次上访，公安机关邀请有关专家进行认真考证，确认其所言非虚后，才恢复了他们的本姓。 　　宋代是避讳最严的一个朝代，避讳到宋，可说是发展到了顶峰。单高宗赵构一人的庙讳就多达53字，到光宗时，应避讳的文字更达到了298个。文人学士写诗作赋则是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