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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媒介环境变迁与《大公报》兴衰 　　《大公报》是中国新闻史和全球华文传媒史上唯一一个拥有百岁高龄的报纸。它的发展经历了从晚清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四个历史时期，在各个历史时期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研究它在不同时期的媒介特点和历史地位，可以见证中国媒介环境的变迁。 　　 　　英敛之时期的《大公报》 　　《大公报》于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由英敛之创办，这正是维新运动失败，辛亥革命尚未爆发，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由君主立宪制向民主共和制过渡的时期。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报刊事业深受西方报界办报模式的影响。《大公报》在百家争鸣的背景下成为众多自由报纸中的灿烂一枝。在英敛之的主持下，《大公报》积极宣传改良思想，主张君主立宪，以敢言、严肃、非营利为标榜，揭露时弊，成为北方地区著名的报纸。 　　1.对政治的参与 　　《大公报》以报纸媒体介入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的形式，对政治思想的传播、政治形态的演变产生了巨大影响。它通过发行建构的网络，使知识分子的政治主张日渐为各地的读者和公众所“耳濡目染”，也为那些与当权者政治见解不同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思想表达的平台。① 　　随着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传播和革命活动的日渐活跃，《大公报》逐渐越来越关注革命派的活动及其变化，除了进行新闻报道，还有评论。给了普通人以政治知情权，培育了他们的政治意识。 　　2.白话文的倡行与新事物的宣传 　　甲午中日战争的战败，给广大中国民众带来了巨大震撼。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救亡图存成为时代要求，开启民智成为救亡图存的话语之一。《大公报》始终坚持以白话来达到其开启民智的目的。创办之初就专设“附件”一栏，坚持白话宣传，成为白话文的有力提倡者和实践者。 　　由于意识到报纸媒体对社会、文化变迁具有引导的功能，所以《大公报》大力引介西方社会的现代生活方式和文明成果，密集地报道在中国社会出现的西方事物及其所产生的影响。鉴于天津的租界文化，英敛之和《大公报》还着重报道了来自西方的休闲娱乐活动。 　　3.重视女性的地位 　　在开民智这一过程中，很多男性知识分子也意识到，必须解放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失语”状态的妇女，提出反缠足、提倡新式婚姻和兴女学等“开女智”主张，使担当养育下一代重任的妇女身体健壮，婚姻自主，拥有知识和文化，成为“国民之母”。除此之外，英敛之还积极主动地吸纳和延揽知识女性参与新闻工作。 　　 　　王郅隆时期的《大公报》 　　1902年至1925年的《大公报》被称为旧《大公报》，以区别于新记《大公报》。这一时期虽然被认为与政治沾染太多，但报纸本身在新闻报道和经营管理等方面还是有突出的地方。 　　1.皖系军阀的“机关报” 　　中国20世纪最初的30年，“军阀”是解读历史的关键词。王郅隆接手最初的《大公报》,成了“安福系的机关报”，从能代表民意的站在时代前沿的进步报纸，堕落为军阀的舆论工具，使得英敛之开创的《大公报》不再为社会之公器。在一些重大事件的报道中《大公报》为军阀政府辩护，或为日本政府辩护，与大多数民众的立场矛盾，令读者对其产生反感。正因为受到“军阀”这一媒介环境影响，才造就了胡政之在“王郅隆时期”的改革不能与“新记公司时期”相比的一个重要原因。 　　2.新闻事业职业化 　　1916年10月，王郅隆聘请胡政之为主笔兼经理，对《大公报》革新与管理起到了一定的成效，新闻事业开始向职业化发展。胡政之在北京聘请林白水、梁鸿志、王峨孙等为特约访员，每天以电话向天津发消息，或以快邮寄稿，新闻因此大有改观。这是他祛除编造新闻的恶习、从新闻务求真实入手整顿《大公报》的第一步。1917年１月28日，最能体现这一时期《大公报》特色的“特别记载”问世。这档胡政之亲自主持采访的栏目，每期采访一位国内外名流，配发照片，无所不谈。这在当时无疑是个创举，在中国报业史上也有示范意义。 　　一战结束后，胡政之就指出：“吾人于兹时会亟应根本觉悟：第一中国已深入世界竞争之场，宜即一新全国之精神，打破锁国之旧思想，勉图了解新时代之新思想”。②因此他特别重视国际新闻的采访。1918年秋，在中俄外交风波中，胡政之亲临海参崴采访，历时一个月，开创了报纸主持人亲自出国采访、考察的先例。1919年１月，胡政之成为巴黎和会中唯一的中国记者。他一回到天津，即着手改造《大公报》。除了注重国际新闻的报道外，他还孜孜“以灌输政治常识自勉”。 　　 　　新记公司时期 　　1926年，中国现代史上的“南北朝演义”到了它的尾声，就在国民革命政府与北洋军阀作最后决战的时候，《大公报》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组成的新记公司接办，于9月1日复刊。吴鼎昌任社长，胡政之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经理，由此开始进入鼎盛时期。 　　1.“四不方针”的自律 　　《大公报》提出前无古人的“四不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