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路先锋万里.docVIP

中国改革开路先锋万里 　　1977年冬天，仍有大批男女老少，扒火车外流。那年万里刚来安徽，春节以后一段时间里，省委几乎每天都收到江苏、浙江、福建、上海、山东、河北等省市打来的电报或电话，要他们去领回来自凤阳的“盲流”，中央有关部门也发去指示，要求省委妥善做好工作，解决人口外流问题。 　　50岁出头、农民出身的陈庭元，是凤阳解放后第十四任县委书记，1977年12月初才到凤阳走马上任。凭他多年的农村工作实践经验，他感到万里来到安徽之后，体察民情，了解民意，思路对头，措施得力。特别是一系列农村政策的相继出台，符合实际，抓住了要害，受到农民欢迎。他感到安徽有希望了，结束凤阳的讨饭历史不会很久了。 　　1978年，凤阳遇到历史上罕见的大旱，秋种时，省委做出决定：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可以借给农民耕种，谁种谁收，从集休耕地中每人借一分地种菜(实际上是种粮食)度荒。 　　这个县的马湖公社在执行省委这一决定的同时，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实行了“分组作业，以产计工，费用包干，节约归组”的责任制，引起了强烈反响和众多的非议和责难。陈庭元表示赞成马湖公社的做法，但在处理方法上，主张先搞试验，不声张，不推广。结果，大灾之年，全县社社队队都大减产，唯有马湖公社10个生产队，8个平产，2个增产。于是马湖公社的情况，很快传到了省里。不久，省里和中央有关部门派调查组来马湖公社调查，经过一番辩论，最后调查组也认为这是一种可行的责任制，有利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但他们不愿公开表态。 　　1979年2月14日至20日，凤阳县召开了四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省委召开的全省县委书记会议精神。会议联系凤阳实际，经过讨论提出了：把一个生产队分成若干组，队里的土地、耕牛、农具和各项任务分配到组；年终分配时，该给国家的给国家，该留集体的留集体，剩下的归小组分配。县委认真讨论了这种以“包干”为特点的生产责任制，称之为“大包干”，准备在全县推广。滁县地委领导对此表示支持，于是“大包干”很快就在全县推开了。会后仅仅十几天的时间，全县2500多个生产队，实行了“大包干??责任制，占全县生产队总数的70.8％。 　　6月15日，万里再次来到凤阳。听取陈庭元等县委领导汇报。 　　万里问：“什么是‘大包干’?” 　　陈庭元答：“‘大包干’是凤阳县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主要形式。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把它的主要内容，简单概括为‘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现在凤阳实行‘大包干’的已占总农户的80％以上”。 　　万里又问：“实行‘大包干’的效果如何?” 　　陈庭元说：“老百姓对‘大包干’的评价，有个顺口溜，就是：‘大包干，就是好，干部、群众都想搞。只要搞上三五年，吃陈粮，烧陈草，个人富，集体富，国家还要盖粮库’。” 　　万里听到老百姓编的这个顺口溜，高兴地笑了，他当即果断地对陈庭元说：那好!我就批准你们干三五年! 　　陈庭元说：“目前干部怕错，群众怕变的思想很严重。” 　　万里坚定地说：“错不了，错了我负责!问题就是看你们能不能把生产搞上去，社员能不能富起来。” 　　陈庭元说：“现在有人批我们搞‘三级半核算’，……” 　　万里说：“只要能增产，什么也不要怕，三级半核算也好，四级核算也好，多个半级一级的，照样是社会主义。家庭也搞经济核算，按他们这样，不是五级核算了吗?搞生产，搞经营管理，都必须讲经济核算。什么是核算?核算就是算账，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要受穷。’搞经营管理不搞经济核算怎么行呢?” 　　万里最后说：我最担心的是生产能不能搞上去，生活水平能不能迅速提高?你们能不能在最短时间内，把你们凤阳的讨饭花鼓扔掉，扔得远远的，扔到太平洋里去。无论怎么说，讨饭不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万里回去后，于6月25日，派农委副主任周日礼等3人，会同滁县地委办公室主任陆子修等二人，来凤阳总结经验，整理材料。1979年8月8日，《安徽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凤阳县在农村实行“大包干”》一文。凤阳的名声大震，一时新闻界、文艺界和理论界的记者、作家和学者，云集凤阳，参观访问。 　　当小岗人正为“包干到户”兴高采烈的时候，却来了“麻烦”。这里的情况却在一些地方，特别是在那些穷困地方很快传播开了。这年秋种时，凤阳全县有三分之一的生产队，在暗暗地学小岗，许多“包干到组”的生产队，在向“包干到户”“滑”。影响一大，梨园公社领导怕惹出“祸”来，叫小岗队从“包干到户”，再拢回到“包干到组”。小岗农民群起反对，坚决不拢，公社领导一再做工作，硬要强行收拢，群众坚决不干，于是纷纷跑到县里找领导说情。 　　由于压力太大，县委有些干部也发生了动摇。12月27日，他们把小岗生产队副队长闫宏昌找到县委党校，对小岗搞“包产到户”进行了批评。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