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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媒介构建“公共领域”思考 　　“公共领域”是德国当代著名学者尤根?哈贝马斯提出的一个颇受争议的政治学概念。按其定义，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本身，以便就基本已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①简而言之，公共领域就是指政治权力之外，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在理想的民主政治中，国家在法律制约下只能扮演公共领域“担保人”或“守夜人”的角色，是保障自由的权力机关。应该说，“公共领域”是西方学术语境下的一个概念，并不见得完全适用于中国问题的研究，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取其较为宽泛的“公共事务讨论空间”的含义，用于对当下我国新闻媒体构建公共领域的状况进行一番“讨论”。 　　 　　参与者的观念更新和媒体的自觉 　　 　　公共领域的构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新事物，需要参与者观念的不断更新。其核心是对传播本质与功能的再认识。一方面，长期以来，新闻媒介仅仅被当作传达政策的“喉舌”、实施灌输的“工具”，且不容有丝毫偏差。在这种思维定式下，受众习惯于被动地从媒体上获知政策资讯，而对于积极参与意见交流则存在着“集体无意识”。还有人抱着计划经济时代的陈旧观念不放，只许媒体歌功颂德、锦上添花，视媒介为专做表扬的机器，容不得丝毫批评。另一方面，传播者与控制者(把关人)则一味求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人为限制意见交流的议题及讨论的范围和深度。哈贝马斯眼中的公共领域至少应该承担两个功能：其一是培养个体认同，其二是个体对共同体批判的功能。批评性和揭露性报道是媒体力量的显现，我以为批判性应是媒体的内在规定性。如果在这个问题上畏首畏尾，又怎能指望媒体构建起独立的自由交流空间?其实，若处理得当，传媒公共领域的扩大与保证政治导向正确和维护社会秩序稳定是完全可以做到并行不悖的。 　　公共领域的建设说到底还得依靠媒体及其从业者的自觉。在这方面，需要提防两种倾向：一是如前所述，对媒介发挥应有的舆论功能悲观失望，持无所作为的态度，导致传媒资源的浪费和闲置；二是要杜绝公器私用和权利滥用，媒介只是公共领域的载体，不是居高临下的权威。而时下有些传媒却出于种种考虑，把自己打扮成“替天行道者”的形象，“拉大旗，作虎皮”。这也是传媒资源的浪费和闲置。传媒在现实的新闻体制下运作，在适者生存的商业逻辑下分食“奶酪”，当然也不能置身于国家和社会之外。那么，面对公众的期待和权力的操控，什么样的态度才是可取的呢?《焦点访谈》制片人再军在搜狐做客回答网友提问时提到“用最大的自律换取最大的自由”。笔者觉得，这是较为明智的做法，值得新闻从业者细加品味。 　　大众传播媒体的责任“不能单纯由社会道德等的力量来赋予，更需要在法律的层面上赋予，靠法治还媒体一个健康而清明的报道秩序”。②相应法规的建立是媒介构建公共领域的保障与后盾，应通过制度上的安排，加快产权改革和产业化步伐，将更多的竞争引入传媒市场，使国内媒体意识到，只有为受众搭建起更便利、更自由的意见表达与参与政治的平台，才能在将来与国外媒体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总之，“要设计和筹划一套适合现代社会经济状况的政治参与载体，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化的公民政治参与机制”。③这样的载体很大程度上将是我国的新闻媒介。 　　 　　大众传播媒介体制 　　 　　公共领域自身的制度建设也应提上议事日程。眼下有关网络论坛的规则已较为成熟，但针对传统媒体的类似规则还很少，即使有也多是大而化之，缺乏可操作的条款。没有一整套游戏规则，没有讨论的可控空间，参与者一片茫然，不知界限何在，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住自己的手脚，影响公共领域的运行绩效。这又牵涉到了公共领域效果评价体系的设计。哈贝马斯在谈到现代社会大众传媒的批判性被遮蔽时指出：“为了发挥展示功能，公共性失去了其批判功能；甚至争论也蜕变成了象征，对此，人们无需争论，只能认同。”④处于特定时空环境下的新闻媒体很多情况下的确成了为权力机构授予地位、给其穿上合法性外衣的工具。这本来无可厚非，但若仅此而已，则难免使公共领域“架空”而徒有虚名。举例来说，陆续在媒体上亮相的价格听证会，经过表面一番激烈的论辩，大多还是以原封不动或稍加调整的涨价方案收场，而有关决策机构却借此在没做多少妥协的情况下赢得了声誉。这样的媒介事件“只是塑造了一个公共领域的面相，而不是构建和充实了一个实质性的、丰满的公共领域”。⑤笔者认为，应当从定性和定量两方面加以考虑，认真谋划公共领域传播效果评估的方法，是经由媒体构建公共领域发挥实质性的作用，而不是停留在程序与仪式的局面。 　　 　　媒介生态环境 　　 　　媒介系统是整个社会生态环境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