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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价值导向 　　对他来说，学术的天空太小了。在长三角乃至泛长三角地区的经济、政治、社会可持续发展进程中，是他用思想推动并塑造着区域文化与民生工程，以及他诸多的理论著作，到任何时代，都是一部不朽的城市整体发展的“知识向导”。本期《祖国》，与张颢瀚展开了一番对话。 　　记者：您好张书记，听说您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提出了我们国家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您当时做出这个具有前瞻性的重大思考，其依据是什么？ 　　张颢瀚：九十年代初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源于当时国家经济发展与改革的现状，特别是依据当时发展中的体制方式这两个影响和决定国家经济发展方向和发展效益问题，这两个问题既带有根本性又带有宏观性，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进程。而对这两个问题，从初步认识到形成思路，又源于对当时经济发展现状的较多的深入基层的调研。1993年，全国国有企业亏损呈快速增长之势，由于国有经济是当时中国经济的支柱，由此影响全国宏观经济状况的恶化。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党校、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和江苏省委党校联合进行国有经济状况的调研。我们一行几人在江苏连续调查30余天。在此之前几年里，我一直跟踪研究企业发展和经济体制的改革，每年都用很多的时间到南京、无锡，也到过上海等地进行实地调查，又通过这次参加集体的较长期系统的集中调研，更加深了对国有经济和宏观经济现状的认识。这次调研报告由我主笔起草，在报告中正式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与转变经济体制模式的建议。当然，这一思路和建议是大家共同讨论的成果，在京的调研组成员又给国家再次专门报告。所以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建议，是由于长期跟踪调研和这次系统调研，发现国民经济的问题直接源于企业，而企业问题从根本上源于经济的发展方式。在此前相当一段时间内，国民经济处于大起大落状态，而当时国民经济和企业的发展，主要是靠发展高速度的支撑，发展高速度又靠大规模的高投资支撑，大规模的高投资和发展高速度又带来高通涨。由此不断反复，国家的经济一直处于追求发展高速度，盲目扩大投资规模的粗放发展模式之中。如果不从发展方式上解决问题，企业的效益问题就不能解决，企业的竞争力问题不能解决，国家经济的大起大落就不能解决。由此提出了从中央到地方，从国家到企业，在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上一定要转变发展模式，从速度型转变为效益型，要下力气转变粗放式的发展模式。 　　与转变发展模式相关，同时提出了转变经济体制模式的建议。通过调研发现，经济发展方式中存在的问题与经济体制模式直接相关。而经济体制模式的问题，既表现在微观领域，也表现在宏观领域。从微观上看，主要是企业产权体制和管理体制的深层问题；从宏观上看既涉及到国家和企业的产权关系，又涉及到国家宏观经济的投资体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等多个方面。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必须从微观领域和宏观领域转变经济体制模式。 　　现在看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个长期的、深层次的任务，是决定我国经济发展方向和国家经济竞争力的根本性问题。同时我也认识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要是生产力领域的问题，并且受到国际生产技术和产业转移等因素的严重影响，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会有不同的侧重点。现在，对这些问题进行过程性的、跟踪性的与时俱进的研究远远不够。当时提出这一问题，主要是立足于国内经济状况，那时国民经济受国际经济影响较小。随着我国经济国际化进程的推进，外向度的提高，现在认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一方面要认识国内宏观经济领域和微观经济领域的问题，同时又要十分关注国际技术领域、国际产业结构和国际产业转移方向等十分关键的问题，否则就很难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方向做出正确的判断，很难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政策和举措做出正确的选择。 　　当前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同时还要重视经济体制模式的转型。当时经济体制模式的转型主要涉及到经济的微观体制和宏观体制的关系，而当前阶段，这一问题更加复杂，不仅涉及的宏观、微观经济体制的深层问题，而且与社会转型密切相关，转变涉及的关系更多、范围更广、难度更大。但是中国发展前进的方向是，经济体制模式必须根本转变，才能保证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从而保证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才能保证我国经济在国际复杂环境中的持续竞争力。 　　记者：有的学者认为，由现代工业文明而产生的科学主义、个人主义和权利主义无法解决全球化之后人类共同面临的能源、生态、环境危机，责任与和谐有替代自由、效率等被视为具有普世价值的新价值功能，您对此有何看法？ 　　张颢瀚：你谈的这个问题具有全球性，十分重要。我是研究经济学的，对这些问题没有深入的全面的研究，可以谈谈个人的一点看法。现代工业文明自从产生以来，就成为全球发展的主导方向，成为改变全球面貌、改变整个人类前进的主导力量，至今这一过程仍在持续。现代工业文明对多数发展中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