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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源安全基本问题 　　当今世界，能源已经成为政治和经济力量的通货，是国家之间力量等级体系的决定因素，甚至是成功和物质进步的一个新的筹码。获得能源成为21世纪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能源需求急剧增长。根据国际能源机构(1EA)统计，90年代，世界石油消费需求增加的25％来自中国，2003年这一比重上升到33％。由于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持乐观态度，有关机构认为中国对能源的需求还将进一步增加。如果按照2020年中国经济翻两番计算，届时中国能源需求将达到9.2亿吨，即使中国能源利用效率能够提高1倍，仍然需要4.6亿吨，而中国的石油产量估计最多能够达到1.8亿～2亿吨，缺口在2.5亿～3亿吨。 　　中国能源需求的对外依存度在未来二三十年呈扩大状态。中国自从1993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以来，对外依存度逐年上升，目前已达近40％。中国目前还不是天然气的净进口国，即使到2010???天然气进口在总消费量中也仅占9％。但是，2030年这一比例将上升至27％。 　　2006年，中国的一次能源消费增长率大大高于世界一次能源消费增长率。根据英国石油公司(2007年)的统计，2006年世界一次能源的消费增长了2.4％，低于2005年3.2％的增长率，略高于过去10年的平均水平。除了核电，各种燃料的消费增长都有所下降。但是，中国的一次能源消费增长了8.4％，继续占据全球能源消费增长的一半以上。在全球新增能源消费当中，中国的石油和煤炭消费分别占世界消费增量的77.3％和71.7％。 　　世界能源价格的高涨导致中国大量国民财富溢出。根据国家信息中心测算，单纯由于涨价因素，2005年一年，中国就有相当于1200亿元人民币的国民财富转移到产油国和国外石油巨头手中。我们估计，近年来的能源价格暴涨使得中国国民财富净溢出达到数千亿元人民币。 　　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能源安全已然成为“国之大事”，甚至可谓“死生之地，存亡之道”。能源安全不再是低政治性的国内经济政策问题，已经成为关系中国国家安全的高政治性问题。 　　石油是能源的核心。罗伯茨将石油描述为：“能源太空中最耀眼的一颗明星，是20世纪政治和经济学的辉煌、杰出的塑造者，并占有世界能源市场约40％的份额。”奈则将石油称之为“权力的源泉”。因此，石油市场的价格波动牵动着世界经济乃至国际关系的神经。也直接关系到中国的能源安全。 　　世界各国对能源安全的认识不同。美国剑桥能源委员会主席耶金(2003、2006年)认为，能源消费国和生产国都希望获得“供应安全”，但其含义却不相同。前者的“供应安全”是以合理价格得到能源供应的可靠渠道；后者的“供应安全”是通往市场和消费者的充足渠道，确认未来投资的正当合理性(并保护国家收入)。耶金举例说，对俄罗斯来说，能源安全意味着政府重新获得能源产业的控制权，并将权利延伸到下游领域，掌控能提供政府收入的重要出口管道。对欧洲各国而言，目前最担心的并不是原油，而是天然气，特别是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程度。日本关心的是，在资源贫乏的国土上如何推动济继续发展。对中国和印度来说，能源并没有阻挡经济发展的脚步这一点令人安慰，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并防止社会动荡，能源供应安全是必不可少的保障。美国的能源安全有两个中心：一是防范再次出现任何类似中东供应中断的风险；二是实现被反复提及的“能源独立”目标。耶金还提出了能源安全问题的八个主要原则以及世界能源格局当中出现的一些新变化，其中当务之急是将中国和印度纳入能源安全体系。 　　中国科学院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2005年)指出，能源的供应安全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不能持续地出现严重短缺的供应，按lEA的标准供应短缺要小于上一年进口量的7％；二是未出现持续的难以承受的高油价。事实上，石油进口风险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如进口依存度、国家石油战略储备、国际能源地缘政治关系、进口运输方式等，相对于美国、欧盟和日本，中国石油进口风险隐患较多。 　　石油问题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我们是否买得起；二是我们是否买得到：三是我们既买得起也有人愿意卖时，我们是否运得回来。关于第一类风险，只要中国经济保持长期稳定快速增长，我们就买得起。关于第二类风险，由于国内消费者和生产者两方面的压力，即使美国要控制中东的石油供应，也得把石油价格稳定在一个可接受的水平上。此外，世界石油市场上的供应者除中东外，还有俄罗斯、中亚和非洲等地区的国家。对于一个有很强支付能力的买主，其市场权力很大，是很多卖者不敢轻易得罪的。因此，中国买不到石油的可能性不是很大。第三类风险，也就是运输问题，其情形要严峻得多。管道和航线安全，恐怕是中国石油安全最薄弱的环节。对中国来说，能源安全问题可以简单归结为价格波动风险和可获得性风险，价格波动风险又可以区分为进口成本提高和支付能力的不可持续，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