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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贺岁片符号学解读 　　摘要：由西方理念和中国传统文化相嫁接而成的贺岁片在大众文化日益盛行的现代社会发展迅速，喜剧性、商业性和通俗性是其主要特点。作为众多符号中的一种，贺岁片通过能指、所指以及意指过程来建构符号意义，而外延意义的延伸和隐喻转喻的方式则渗透了强烈的意识形态，这种编码者的神话建构和观众的神话解读相互作用而引起了观众对贺岁神话的趋之若鹜和贺岁片市场的节节高升。 　　关键词：贺岁片 符号学 解读 　　 　　2011年元旦档期，中国内地相继推出了三大贺岁片：《赵氏孤儿》、《让子弹飞》和《非诚勿扰2》，至春节档期，《新少林寺》和《大笑江湖》等影片也陆续与观众见面，这一连串以贺岁片标榜自称的商业大片引起了人们的观影热潮，电影院一时门庭若市。对此现象，我们不禁要反问：贺岁片何以有如此大的号召力使得人们纷纷掏腰包为影片的票房添砖加瓦？本文从符号学的角度对贺岁片现象进行了深入解读。 　　贺岁片的定义及来源 　　“贺岁片”，顾名思义，乃为“祝贺新年”而特制的影片。社会学家艾君认为“贺岁片”的定义有三种说法：“类型说”、“档期说”和“模糊说”，①“类型说”强调贺岁片的喜剧类型，“档期说”强调春节档期这个放映时间，“模糊说”则注重时间性和娱乐性。笔者偏向于“档期说”，贺岁片是在元旦春节这个档期放映而又迎合节日氛围的影片，其风格多轻松幽默，具有很强的观赏性和娱乐性，其题材多与百姓节日期间喜庆、祝福的生活与习俗相关，形式多是娱乐性、消遣性较强的喜剧片和动作片。 　　贺岁片的操作理念和模式最早来自美国。美国电影市场每年在圣诞和元旦期间为迎合岁末的休闲热潮和喜庆气氛而推出一些娱乐性较强的影片。善于制造娱乐神话的香港最先将这一理念与中国本土文化相嫁接，20世纪80年代初，香港贺岁片初步形成，90年代渐趋成熟。内地观众最早接触的贺岁片是1995年香港成龙的《红番区》，1998年冯小刚的《甲方乙方》则是内地第一部贺岁片，其在票房上的成功引得贺岁电影一年多过一年，加入执导贺岁片的知名导演也越来越多，贺岁电影市场一时百舸争流。 ??　贺岁片的特点 　　喜剧性。幽默、戏闹的传统喜剧形态是贺岁片的特点之一。贺岁片用小品似的故事编造、小悲大喜的通俗样式，将当下中国普通人的梦想和尴尬都作了喜剧化改造，将人们在现实境遇中所感受的种种无奈、期盼和愤怒都化作了相逢一笑。其情节具有较强的游戏性，有着适度的夸张和虚拟却不显虚浮空洞和荒诞，如冯小刚的《甲方乙方》。此外，充满调侃式的人物对白也为影片增色不少。 　　商业性。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卡布新大街用他们的“活动电影机”首次售票公映了他们的影片，这标志着电影的真正诞生，同时也暗示着电影从诞生伊始就和商业如影随形。这种与生俱来的商业性使得电影创作已然成为“一种产业活动，在题材、风格的设计上，演员、场景的选择都以投资的回报和市场的成功为最高原则”②，此外，贺岁片选择元旦、春节这个档期本身也是一种商业化操作，借助大众传播媒介平台的集中宣传加大了造势力度，引起了公众的注意力和兴趣。 　　通俗性。贺岁片题材选取及表现方式多通俗易懂，具体体现在以大众社会心理为文化定位，在现实生活中撷取素材，以平民的视角叙述故事，并通过大团圆的结局迎合多数观影人的心理需求。文森特?莫斯可曾指出：“文化是大众的，它应当反映各类社会角色的需要和愿望。”③贺岁片恰恰是巧妙地抓住了观众的这种“需求”，以平民的视角叙述故事，展现平凡人的喜怒哀乐。 　　中国贺岁片的符号学解读 　　符号学始创于索绪尔的语言学，其研究对象是各种用以表达、交流、沟通的符号，即所有符号系统。符号学研究的问题是每一种文本的符号系统，以及不同符号系统沟通交流的方法、符号使用的规则。在符号学看来，任何有意义的符号都是一种言谈，是一种“被自然化”的自然之物。为防止被这种自然化所蒙蔽，我们需要对这种言说用一种“陌生化”的方式来理解和解释，这种“陌生化”的方法之一就是符号学方法。电影作为一种影视产品，也是一种符号、一种言谈，只不过在大众文化喧嚣的影响下，人们日益沉醉其中并被其建构的神话所蒙蔽。 　　意指过程：贺岁片意义的表达。“意指过程”，即如何将“能指”与“所指”关系连接起来的过程。电影创作的意指过程就是创作者赋予影片能指（画面、音响、语言、镜头）以意义的过程，其追求的最大目标就是用高质量的能指传达丰富的所指，并获得观众的强烈认同。 　　能指与所指：贺岁片符号的基本构成。能指面构成符号的表达面，它表现为音响形象、外在物质形式；所指面构成内容面，它是能指的音响形象、外在的物质形式在心理上所引起的概念，④二者相互作用。不同能指所对应的所指不同，一个所指也可以有多个能指，因此如何选择能指来表达所指则成了电影创作中的重要问题。 　　贺岁片作为视觉文本，也是由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