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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公共舆论空间缺陷分析 　　公共舆论空间形成并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是中国近代的重要特征之一。维新知识分子在时代的挑战中艰难构建起来的公共舆论空间，引领着中国近代公共舆论的发展，并对当时以及后来的政治和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综合考察近代公共舆论空间，就不难发现其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依附性严重损害公共舆论空间的独立性 　　 　　公共舆论空间的独立性是指与政权的疏离性和经济上的自主性。近代公共舆论空间是在国家对社会控制力逐渐弱化的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它与政权的疏离性特征表现得比较明显；作为其具体表现形式，报刊、学会等的经济来源一部分是依靠私人捐款，因此，它在经济上也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但这种疏离性和自主性是不彻底的。 　　首先，谋求体制内的合法性削弱其独立性。封建社会历来言禁森严，缺乏言论自由的传统??到了清代，对言论出版的钳制尤其严酷，民办报刊和学会组织被视为非法。自“公车上书”之后舆论环境大有改善，士人们开始公开谈论国是，提倡变法维新。即使在这种较为宽松的舆论环境下，仍动辄停办报刊，查封学会，强学会的被查封就是典型的例子。戊戌政变后，清廷对舆论的控制更为严厉，稍有不符合规定的言论都被视为非法。在这种背景下，公共舆论空间只有谋求体制内的合法性才能在夹缝中生存。但是，由于报刊必须谋求体制内的合法性，以及由此而表现出来的对于党派观念的依附性，都严重侵蚀着其成长所需要的独立性土壤。 　　其次，经济上的依附性损害其自主性。因经费困难而被迫终止的报刊，在中国近代屡见不鲜。筹集资金无措，报馆就面临关闭的命运。为了生存下去，许多报馆只能请求官款或者接受外部势力别有用心的捐助。而一旦接受了政府或其他势力的资助，其言论的公正性便受到干涉。军阀割据时期，各方势力纷纷笼络、收买报纸和报人，使很多民办报刊成为御用报刊，充当各方势力的舆论工具。很多媒体不得不在恶语中伤、攻讦谩骂中突出自己所属势力的意志，以维护自身在舆论界中的生存。在这种大环境下，公共舆论空间的独立性遭到严重挫伤，也是近代公共舆论空间突出的缺陷之一。 　　 　　舆论主体的精英化削弱公共舆论空间的平等性 　　 　　维新运动时期，伴随救亡图存而登场的维新派报刊，建构了独立于皇权系统之外的舆论空间，实现了从政治国家的“一言堂”到公共讨论空间的飞跃，为民众参与其中进行自由讨论提供了一个相对平等的舆论环境。虽然，维新派报刊使“独断型话语让位给了平等对话”，但这种平等性是不彻底的。 　　首先，舆论主体以“中等社会”自居。近代公共舆论空间的主体是新式知识分子，他们在构建公共舆论空间的过程中以“中等社会”自居。“中等社会”这一概念出现于20世纪初，被广泛应用于舆论界，成为民众启蒙和政治动员的重要概念。虽然在戊戌维新时期，没有明确提出这一概念，但在当时维新知识分子思想观念中已有鲜明的倾向。 　　梁启超在《新民说》第十四节《论生利分利》中将中国社会分成上、中、下三等，以中等社会自居，并把自己所属的中等社会视为救国的主导力量，“今日谈救国者，宜莫如养成国民能力之为急矣。虽然，国民者其说养之客体也，而必更有其能养之主体……主体何在?不在强有力之当道，不在大多数之小民，而在既有思想之中等社会。”“既有思想之中等社会”指的是新式知识分子，即公共舆论的主体构成。中等社会的使命“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活动空间主要是报馆和学会。 　　其次，舆论主体的精英化使广大民众处于失语状态。中等社会构成公共舆论空间的主体，使舆论主体呈现精英化特征。舆论主体的精英化使他们在报刊言论的选择和报刊发行对象上，都不同程度地将民众排除在外，导致广大民众处于失语状态。 　　最后，精英意识往往使传播者对民众采取俯视姿态。近代报人具有一定的精英意识，他们将社会各界人士划分为上、中、下三等，以中等社会自居，表明其鲜明的身份意识。这是传播者难以将其自身融入到受众之中的重要原因。他们对于民众往往采取俯视姿态，而非平视。不能与民众平等对话，一方面是由于公共舆论的主体没有把自己放在与民众平等的位置上，另一方面是由于广大民众文化素养的限制。 　　 　　外部势力的压制和内部的思想激荡 　　 　　首先，外部势力对舆论的钳制使公共舆论空间进入狭窄格局。在近代公共舆论空间构建过程中，来自外部的压力和破坏是巨大的。1897年，严复和夏曾佑等人创办了《国闻报》，被认为是当时北方办得最好的报纸，是维新派在北方的舆论机关。但《国闻报》在引导公共舆论空间的构建过程中，也是步履维艰历经波折，时刻要顶住来自外部的压力。 　　胶州湾事件发生后，《国闻报》对其进行了跟踪报道，并连载了《总理衙门奏教案办结胶澳议租折》。这为民众了解胶州湾事件的进展和结局提供了必威体育精装版信息，维护了民众的知情权，但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