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增最引以自豪“财富”.docVIP

丹增最引以自豪“财富” 　　做官，他造就了震惊学界的“云南现象”，铸就了世人瞩目的“云南模式”，使文化产业成为云南的金字招牌，中宣部、文化部和中央领导频频竖拇指肯定；写文章，作品频频获奖，电视、电影剧本广受欢迎；做学问，注重把相对复杂的理论问题引申到实践层面上。 　　回首来时路，丹增这位新闻记者出身的省部级官员深有感触地说：“我现在才觉得，官位并不太重妻，财产也并不太重要，真正的财富是经历。无论是磨难，还是曲折，或是多么飞黄腾达，一个人最难忘、最宝贵、而且最值得记忆、最引以自豪的就是经历，其他都是身外之物。” 　　 　　柱着拐杖摸清“文化家底” 　　 　　2002年4月，正在西藏打开工作局面的丹增被调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副书记。虽然云南与西藏毗邻，此前丹增却从未到过云南。“我的夫人卓玛曾在世博会期间到过昆明，她回来告诉我说：云南太好了!中央调我到云南，当时我非常高兴。” 　　丹增赴任云南省委副书记不久，就给著名导演谢晋打了个电话：“云南有着得天独厚的影视创作拍摄条件，我想发展云南电影事业，把云南打造成全国乃至世界一流的影视创作拍摄基地，你是电影界的前辈，希望一如既往地支持我，关心云南电影事业的发展。” 　　早在1988年，丹增为一部西藏题材的电影本子到东海之滨向谢晋求教。虽是初次谋面，却是一见如故，“我们先谈了本子，后谈了中外电影，再后来谈了人生、艺术以及美酒，真是相见恨晚”。此后，电影艺术成了两人友谊的纽带。 　　这次电话里，谢晋哈哈大笑：“老弟，你老鼠掉进米缸里去了，你不是怕热吗?云南气候那么好。云南电影资源我比你熟，我在那里拍过片，你这下可以大显身手了，要好好地抓，我随叫随到。”丹增说，谢晋心直口快，没有丝毫的拖泥带水，没有丝毫的拐弯抹角。 　　丽江束河古镇影视拍摄基地落成之时，谢晋受丹增邀请，专程从上海飞抵丽江，出席影视城挂牌仪式和丽江题材的一个故事片开机仪式。期间，谢晋几次与丹增长谈云南，电影事业的发展。一次，谢晋拍着丹增的肩膀说：“你来云南来对了，云南不仅是一个享受生活的好地方，更是一个发展电影事业的好地方。你看这大理、丽江处处都是天然的摄影棚。我听说云南有许多好题材，比如滇西抗战、滇越铁路、西南联大、讲武堂等等，要组织人研究。这么好的一个地方不利用就是最大的浪费，就是对不起这块风水宝地!” 　　其实，丹增对文化的思考早在西藏工作时就开始成型了。1976年，丹增揣着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毕业文凭回到西藏日报社工作。此时的他，能说着一口流利普通话，能写得一手漂亮汉字。非常有悟性的、对党和国家的政策很注意研究的他，从记者干起。很快，成长起来的他先后出任西藏日报社驻山南记者站长、采通部副主任及主任，工作干得有声有色。1980年，34岁的他被提升为副总编辑。 　　1983年1月，丹增被任命为西藏自治区文化厅厅长兼党组书记，开始步入政坛。同年6月，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兼文化厅厅长、党组书记、西藏自治区文联副主席，成为当年西藏最年轻的省部级干部。1985年11月，丹增出任西藏自治区委副书记。在西藏主抓文化时，丹增所抓出来的电影《红河谷》被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反映西藏最好的影片，所策划的藏族器乐作品《雪域大法会》被音乐理论界称道，所组织的大型史诗性民族乐舞(《珠穆朗玛》至今仍被誉为“代表西藏艺术创作的最高水平”。 　　一到云南，丹增就开始摸云南文化资源的“家底”。他除了看资料、听介绍，还主动同当地文化人士接触，了解云南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现状，并深入调研。当时，丹增组织云南省内专家和相关职能部门组成广播电视、新闻出版、文化娱乐、新型文化产业等4个专题调研组，分赴省内9个地市州及14个兄弟省市，展开了为期一个半月的考察调研，召开大小研讨会14次。 　　一次，丹增领队带着几位民俗学家、作家和音乐家，带着干粮，柱着拐杖上路了，向西盟、澜沧、沧源等地进发。“在乡里住，在村里住，前后呆了22天。别的不说，单说佤族文化，真是精彩!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太深了，我与人后来还合写了一个电影文学剧本《司岗里女人》。”紧接着，丹增又去了丽江、大理、迪庆、红河、临沧、昭通等地。他边走边看边问，用笔、用镜头一一记录下来。 　　不看不知道，云南厚重的历史与多彩的文化吸引着丹增。很快，丹增就得出了个结论：云南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化的聚宝盆。他意识到：云南处于中华文化圈与印度文化圈、东南亚文化圈的交汇点上，加上气候、地理及生物的多样性，构成了独特的多文化形态共生带和迷人的自然风光。这时，丹增陷入了沉思：在区域性分工越来越细、文化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今天，云南文化产业完全可以凭借自身的特色文化内涵，在市场竞争中实现大的发展。 　　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酝酿文化产业的发展“说句老实话，是有风险的。那时中央对文化产业还没态度，而且在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