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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必要校车服务是政府责任 　　《中国教师》：由于中小学校车事故频发，中小学生交通安全已经成为一个很热的话题，您对中小学校车服务总体是一个什么观点？ 　　陈一中：校车出问题多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像大城市和江浙一带，当地政府有规定，新建小区要配套建学校，所以基本上不存在不能就近入学的问题，偶然有不能就近入学的情况，当地政府一般也会提供校车服务。浙江省也有贫困地区，也有校车，但主要是在农村、在郊区，不是在城区。撤点并校之后很多孩子不能就近入学，有的家庭离最近的学校也有十多公里，家里人还不一定有时间接送，对他们受教育造成了很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有责任提供校车服务。因为在基础教育阶段，解决边远地区孩子的读书问题是地方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这是法律规定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还不如不让他出来读书。如果不来读书他还有生命，但任由他乘坐不安全的车辆就使他面临着失去生命的危险，是对他生命的不尊重。在做文盲和冒生命危险之间，人们可能宁可选择做文盲。 　　我去过农村学校，也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支过教。在一些农村，下午五六点钟放了学以后天已经黑了，但很多小学生还得自己骑自行车花三四十分钟回家，有的孩子甚至还没有自行车高。这其实也是不安全的，你想在漆黑的路上骑自行车怎么能安全呢，虽然并没看到发生事故，但我看了之后很心酸。而那些还没有成人就在校车事故中丧生的孩子则更是令人心痛。 　　解决边远地区青少年受教育的问题，地方政府有三种办法，一种办法是搬校，一种办法是搬家，还有一种办法是“搬人”。像杭州的淳安县，他们的办法是让山民把家搬到城镇里。通过这样的一次性投入，这个家庭的子子孙孙都可以享受到良好的教育等公共服务，也就不存在校车问题了，而且山区的贫困问题也能得到较为彻底的解决。这是最理想的一个办法，但是投资是最大的，把一户人家从山上搬到山下来，补贴至少要有十几万元甚至更高，很多地方的政府还不具备这样的经济条件。第二个办法是搬校，就是到山上去找块平地建学校。建学校的投??排第二。校车是“搬人”的方式，就是学校是固定的，用校车把学生从四面八方“搬”到学校来，这是最省钱的办法。但买校车其实还是治标的方法，不是治本的，它只能解决一代人的问题。而且校车买来之后还有维护费之类的支出，还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因此最好的办法是搬家，如果搬家、搬校、“搬人”都做不到，很多学生，尤其是山里的学生就只好辍学了。然而，如果让学生为此辍学，这就是地方政府没有守法。 　　《中国教师》：中小学校车事故频发，应归咎于谁？ 　　陈一中：其实从学校和教师的角度去考虑，包括从学生的角度去考虑，没有一个人愿意去坐不安全的校车。甘肃庆阳校车事故中那个八座的面包车坐了六十多个人，死者中还有一位是教师，难道教师愿意去承担这个风险吗？难道校长不知道这个车子有风险吗？校长也知道，教师也知道，这都是无奈之举。无奈的原因可能多种多样，但归根结底就是地方政府投入不够。有些媒体怪罪学校，我觉得是不公平的，其实他们是受害者。学校的责任是在组织学生乘车和安全教育这两个方面，到目前能够在媒体上看到的由校车引发的安全事故，学校基本上都没什么责任，这不是学校能够办到的事情。 　　《中国教师》：现在为什么一些地方政府不愿意做这个事情呢？ 　　陈一中：表面上看，有财力的问题，也有侥幸的心理。本质地看，这主要是由于社会和有些地方政府对孩子的读书问题、对学生的安全问题不是太重视。这些地方政府不能马上就看到办好一所学校，教育好一代代青少年，对当地的经济建设有多大贡献，因为这中间有一定的滞后性，可能是20年、30年。但20年、30年以后官员都将离任，所以他在任期内就没有这个积极性。这和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是有关系的，就是上级对下级的考核主要是考核国民生产总值，教育等公共服务可能也算是考核指标之一，但肯定不是权重很大的指标。所以从浅层次来讲，是因为地方政府没算清这笔帐，没认识到买校车是最划算的方案，从本质上看，是上级对下级的考核体系还存在缺陷。 　　《中国教师》：黑校车安全隐患多，为什么许多家长都在让孩子搭乘黑校车？ 　　陈一中：之所以出现黑校车，主要原因就是学校布点不够，而且没有足够安全的校车。有一条我们要清楚，那就是老百姓都想让孩子多读书，上好学，每个孩子在一开始也是想把书念好。但是由于家庭与学校之间距离太远，又没有合格的校车，所以学生不得不乘坐黑校车。 　　在校车这个问题上，责任不在家长，学生及其家长绝对都是弱势群体。无论是家长还是孩子，没有人不希望乘坐安全的车子，快一点到学校读书，这是每一个家长和孩子的愿望。如果因为地方政府不提供符合安全要求的校车导致他们被迫无奈地去选择黑校车，出了问题却让家长承担肯定是不妥的。所以家长让孩子搭乘黑校车的问题是个表象问题，不是本质问题，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