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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纪录片拍摄方法 　　摘要：人类学纪录片自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盛行以来，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拍摄体系，包括它的拍摄方法、拍摄技巧、拍摄原则等。在西方，这种拍摄理念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纪录片的拍摄中，并取得了很多优秀成果。人类学片的主要特征是它的科学性及科学意义上的真实，本文主要探讨人类学纪录片拍摄的基本方法及它对当下纪录片创作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人类学纪录片 本位视角 分享人类学 参与观察 　　 　　关于纪录片真实性的问题学界一直争论不休，无论是关于纪录片表象的真实还是本真的真实，对真实性的探讨一直是绕不过的壁垒。周欢在《真实：纪录电影的基石》一文中表示：“纪录电影的出现提出了一门全新的美学――纪录美学，而纪录美学唯一的原则就是真实，因为纪录电影的宗旨就是记录现实、记录生活，而唯有真实的现实才是有价值的。所以说真实是纪录电影之所以称其为纪录电影的基础，是纪录电影的生命之源，是纪录电影的灵魂。”①基耶斯洛夫斯基认为纪录片在表达真实方面有很大的局限性，他发现“摄影机越和它的人类目标接近，这个人类目标就好像越会在摄影机中消失”，“纪录片先天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限制，在真实生活中，人们不会让你们拍到他们的眼泪，他们想哭的时候会把门关上”。可以说无论是理论研究者还是创作者都一直在探索纪录片的真实性，那么我们可否换一种方式来思考纪录片的真实性问题，即人类学纪录片的拍摄理念是否可以运用到纪录片的创作中呢？人类学意义上的真实不是表面的真实，而是能表达事物本质的真实，并探索出了一套科学的方法体系来确保这种“真实”，所以人类学纪录片的真实是科学意义上的真实。 　　视角――真实的起点 　　虽然摄影是一项非介入的活动，但是摄影行为仍是某种形式的参与，甚至有暴力的意味。在某种意义上，摄影机代表着权威，摄影机与被拍摄对象之间在权利、地位等方面是不平等的，拍与被拍、观看与被观看之间的关系是不平衡的，摄影机是主动的，而被拍摄者是被动的，于是拍摄者与拍摄对象之间就构成了一种不平等的权利关系。苏珊?桑塔格在《论摄影》这部著作中说道：“拍照的行为还是具有某种掠夺性。给人拍照便是冒犯别人：那种看人的方式仿佛别人从未这样看待过他们自己一样；了解人的方式也仿佛别人从未这么了解过他们自己。”② 　　在人类学片的拍摄中，拍摄者在拍摄前首先要做的就是取得拍摄对象的信任，拍摄者要向拍摄对象解释拍摄的目的，使拍摄对象了解摄像机和拍摄者。拍摄者也要建立起对拍摄对象的信任，要积极与拍摄对象沟通、交流，从而消除拍摄对象对摄影机的戒备心理，使拍摄对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忽略摄影机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摄影机不仅不会吞没文化的个性，反而为人类学提供了一个自省与反省文化的场景。“反省并非仅仅是自我意识到的，而是充分地自我意识自己的哪些方面有必要展示给观众，使他们了解设置过程和最终作品，要懂得展示本身是有目的、有意识的，而不只是自我陶醉或偶然地展示。”③ 　　人类学片在摄制中引入了“本位”（emic）、“他位”（etic）方法，即“本位视角”、“他位视角”。“本位”、“他位”是语言学中的两个概念，后来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被引入到人类学的研究中。本位立场是站在局内人的立场来对待所研究的文化，代表着局内人的世界观；他位立场是站在局外人的立场来看待所研究的文化，代表着一种外在的、客观的观察。科学性是人类学拍摄活动的目标，它的任务是把生活的原生态客观地记录下来，如实反映客观现实，因此，本位视角方法对于人类学片的拍摄非常重要。“所谓按照‘本位视角’方法来拍摄，就是要从所拍摄的文化的直接拥有者的角度来拍摄。”④马凌诺夫斯基认为，人类学家的最终目的是深入了解当地人的观念及对世界的看法。“本位视角”方法就是从当地人的视角出发，如实记录他们眼中的当地文化形态。这种方法不仅可以避免由于拍摄者对本地文化的不了解和自身文化上的优越感等因素带来的对本土文化的误读，还可以从当地人的视角出发，更好地了解当地的文化，以达到如实记录他者文化的目的，从而向客观真实的世界又迈进了一步。 　　在西方人类学界，很多人类学家将“本位视角”方法作为了解某一地域文化的主要途径，他们借助于某一地域本地人的视角来了解当地的文化，这种理论和方法也被广泛地应用到纪录片创作实践中。Discovery频道自2003年起连续四年在中国推出“新锐导演计划”，其宗旨是与本土导演合作，通过本土导演对中国的生活形态和文化行为等基于“本位视角”方法的记录来了解中国的社会状况。获得第77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大奖的作品《生于妓院》（Born Into Brothels: Calcutta’s Red Light Kids，别名《加尔各答红灯区的孩子们》）中，导演泽娜?布里斯基（Zana Briski） 来到印度加尔各答红灯区，打算拍摄一部关于妓女题材的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