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德树“裂变”就是我修行“道”.docVIP

仇德树“裂变”就是我修行“道” 　　当今，无论是来自民间还是官方，越来越多关注当代中国艺术的人，都在谈论他的作品及方式，他的影响在日益扩大，“裂变”艺术的意义已经显现。“当人们在讨论当代中国艺术而不能绕过他的时候，赞美和嘉赏就不重要了”（李小山，著名美术批评家）。 　　很特别的是，当我仔细阅读了仇德树的材料，进一步理解它的“裂变”艺术的形成过程之后，使我联想到一些人生的哲学话题，从他身上看到这样一个鲜见的个例：他的“裂变”艺术与其人生体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有一种使徒般的精神现象，由此展示出他独特的品质、定力、能力；三十多年的实践，仿佛就是某种灵感的印证抑或使命的迫使，使他在创造与毁灭中选择了唯一真实的道路。你既可以在理智的现实生活中被感知，又可以在他创作的“裂变”艺术作品中被证实。 　　对于这样一位艺术家，久违了。 　　 　　袁：作为当代“新水墨”艺术的代表性人物，2008年5月，上海美术馆将举办你的个人画展，你是怎样走上美术道路的？ 　　仇：记得是1966年冬天，我在卢湾区三好中学里办过一个“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画展，其实就是我人生的第一个画展，把两间教室打通，花了三天三夜完成，一部分是毛主席像，一部分是漫画的放大，一部分是自己创作的漫画，在这之前我从王一亭的学生张之尘老师学习过山水和书法，又从卢湾区少年宫的辅导员学习，当时很崇拜戴敦邦、应野平的画；“文革”期间从事革命宣传画，厂里推荐我到上海美专进修，由此认识了陈家泠老师，1973年又进修过一次，时间是半年，二次进修使我得到了相对正规的美术训练，与陈家泠老师的交往正是从那时开始，在潜移默化中，创作的思想得到了启发。1972年，当时美协已被“砸烂”，我是工农兵画家，与沈柔坚、赵克萍等老画家一起从事版画创作，对我帮助很大；又作为上海工农兵画家到北京参加全国美展，出版过连环画，画过油画，对所有画种都触摸过，创作了大量的“革命画”。 　　 　　袁：“文革”后首次由民间自发组织的艺术团体是“十二人画展”、“草草社”，她的诞生要比北京的“星星画会”早，“草草社”的发起与你有关，但很快便告解散，当时是怎样的情况？ 　　仇：在美校进修时我一直追求画的“味道”，并从那时起开始考虑艺术的发展方向。1977年我的艺术座右铭是“理想化的自由表现方法”。我把这句话用小纸条写好贴在办公桌上，艺术到底是什么我不清楚，但我认为是崇高的。在反复的试验中我看到了林风眠的风格，又看到了马蒂斯、毕加索的痕迹，深入下去又对米罗、甲骨文融入中国画产生了兴趣，这时候我徘徊了，发觉自己从某个大师跳到另一个大师的脚印中，总觉得没有自己的独特东西。1977年到1979年我想得很多，也比较悲哀，一方面，我那时作为卢湾区文化馆的美工，我组织非主题性的画展，到刘海粟、程十发、刘旦宅等名家那里借画展览，又到社会上征集那些在文革时仍然偷偷地学习印象派、立体主义、抽象表现主义风格的画家如陈巨源、郭润林、袁颂眠、姜德傅等比较有新意的作品，无形中学到许多；办了三四个展览以后，我发现一个问题，老画家的画差不多，学印象派及苏派的也差不多。文革结束了，思想解放了，美术应该大步发展，大家有热情但方向不明确，所以我觉得在发展上应该有一种精神上的信念作为支撑，创新不仅仅是在形式上的一种转换结合，于是就有了成立一个学术团体的想法。开始取名为“独立画家集团”，但这个名称与西方一个独立宣言联系起来，往往让人与政治挂钩，就改为“草草社”，象征了大自然的生机勃勃，“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新气象。1979年“草草社”成立，当时的前言由陈巨源起草，由我与陈家泠、陈巨源最后修改定稿。成员中还包括戴敦邦、曾密、徐英愧、潘飞仑、朱垠嶙共十一位，我们提出“独立精神、独特技法、独创风格”的宗旨。在1980年二月，“草草社”举办了《八十年代画展》，展出前，一幅裸体画及几幅抽象画被责令拿掉，展览后观众反映热烈，留下很多留言。 　　“草草社”成立时，北京传来消息要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当时明知再搞下去有危险，但我们的初衷是单纯的，没有闹独立的意思，那时，人是比较紧张的。还有一个插曲，当时朋友汤沐黎带来一位在中央美院教艺术史的外聘教授――柯珠恩夫人，她看到“草草社”把实验性的东西展览，觉得很有意义（后来在她编著的《新中国绘画1949―1986》一书封面上，使用了陈家泠的荷花，扉页上用了我的裂变，封底为陈逸飞的油画）。这里关系到一个外事纪律问题，当时汤沐黎直接陪柯斯恩夫人来到我家，我来不及汇报，但我不希望自己不合人情地拒绝。因为此事而带来了一定的误解，虽然这个误解与我的画没有关系，但在我精神上是造成压力的。因为我是一个要求上进的人，这样大家对我有了看法，又因为我没有正规美术学校毕业文凭，也没有加入美协，就觉得不可靠。之后反对精神污染开始，我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