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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共新闻”提出看新闻传播理论重构 　　“公共新闻”是１９９０年前后在美国提出、在近十多年中引发很多争议，并且也激发美国新闻界作出一系列探索性新闻实践的新理论。“公共新闻之父”纽约大学杰伊?罗森这样讲述“公共新闻”：“新闻记者不应该仅是报道新闻，他的工作还应该包括这样的一些内容：致力于提高公众在获得新闻信息基础上的行动能力，关注公众之间的对话和交流的质量，帮助人们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告诉社会大众如何去应对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让他们去阅读或观看这些问题。”①“公共新闻”一经提出，很快被澳大利亚等国的新闻媒介引进，在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推行开来。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２３日，江苏卫视‘１８６０新闻眼’正式打出“公共新闻”的招牌：“用公众的眼睛关注国计，以人文的精神关注民生，创造公共新闻话语，搭建社会和谐的公共平台。”“在‘民生新闻’的热浪中，‘１８６０新闻眼’独树一帜，掀起继‘民生新闻’之后的又一次革命”。②南京大学传播学院教授丁柏铨是这样理解“公共新闻”的：第一，它是着眼于公共利益的新闻，它比“民生新闻”的内涵更宽，受到社会更广泛的公众的关心和认同；第二，它用新闻的方式提供平台和空间，提供更广泛范围内的对话；第三，它干预和影响公众的生活；第四，它有赖于公众的参加，一些事情双向互动。正是这样一种新闻，我们把它称之为“公共新闻”。把“公共新闻”这个概念引入国内的中国人民大学蔡雯教授称“公共新闻”有两个最显著的特征：一是报道对象是公共事件或问题，二是报道方法以发动公众参与、共同讨论问题、寻求解决方案为主。从美国上世纪９０年代“公共新闻”的提出到“１８６０新闻眼”小心翼翼的实践，从中可以看出“公共新闻”是对我国传统新闻传播理念一次大的冲击和重构。本文试图从媒介的责任，公众的话语权，新闻本质属性的重新诠释，媒介、政府、公众三者关系等方面，探讨在现行传媒体制构架内“公共新闻”的提出和实践对传媒业的影响。 　　 　　一、“公共新闻”是对传媒责任的重新思考 　　 　　从１９世纪风行一时的自由主义理???过渡到２０世纪４０年代的社会责任，西方新闻界一直在争论：媒介的责任究竟是什么？西方学者们对责任的理解是多元化的。《权力的媒体》作者阿特休尔对这场争论发表评论说：“严酷的现实是：社会责任这一术语，几乎可以往里加进任何意思。”事实上，媒介的社会责任与它的政治、文化、娱乐、教育等功能密切相关，研究者站在不同的角度上，以不同的立场规定责任的对象、责任的内容时，准会产生不同的观点。 　　韦尔伯?施拉姆等人所著的《报刊的四种理论》中概括了世界报刊发展过程中的四种理论，分别是集权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责任和苏联共产主义的报刊理论。对于西方国家的新闻界来说，自由主义报刊理论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二战后流行的社会责任理论是对自由主义报刊理论的修正。它强调了一个前提，即自由是伴随着义务的，“没有不尽义务的权利，也没有不负责任的自由”，因此享有某种特权的新闻媒介应当对社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社会责任理论从它诞生那天起就伴随着不断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就在于行使新闻自由的权利的同时，是否应该受到限制和负担责任，以及媒介的责任究竟是什么。 　　从西方新闻传播理论发展的历史来看，“公共新闻”理论及其实践是美国新闻界对“社会责任理论”进行思考和探索的一种表现。而实际上社会责任对于我国传媒来说实在是再熟悉不过的词汇了。我国新闻界遵循的是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但媒体承担的多是党和政府的责任而不是社会责任。“公共新闻”要求记者们“致力于提高社会公众在获得新闻信息的基础上的行动能力，关注公众之间对话和交流的质量，帮助人们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告诉社会公众如何去应对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让他们去阅读或观看这些问题。”实际上，我国传统新闻理论与“公共新闻”是具有一致性的，但是国内媒体更多的是在对政府负责而不是对社会负责。对政府负责能帮助政府解决问题，但也会导致舆论监督不力。如果政府的决策或者政府本身存在的问题违背了社会和公民的利益的时候，媒体会显得有些软弱。我国的媒体从“公共新闻”中能得到的一个借鉴就是在对政府负责的同时，要增强对社会的责任感。 　　 　　二、“公共新闻”突出的是公众的话语权 　　 　　“公共新闻”理论中，“什么是公众”是最为重要的根本问题。只有给这个问题一个明确的回答，才能真正理解“公共新闻”的公共意义。 　　“公众就是一群聚合在一起讨论新闻的陌生人。”这是美国公共新闻理论最早提出者之一，也是它的主要理论家之一卡雷对“什么是公众”问题的回答。在卡雷的回答中，最要紧的是“聚合”和“陌生人”。共同关心的时事把素不相识的人们聚拢成为互相可以交流，并得出共识的公众。“公共新闻”的核心概念是“公众”。由于“公众”对于公共新闻理念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