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神”到“人”回归.docVIP

从“神”到“人”回归 　　一、选材标准：从“唯政治性”向“多元化”的转变 　　 　　受时代政治、文化发展的局限，人们思想、观念上的封闭，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中，对典型人物报道中人物的选择标准只有一个，即政治标准，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强烈的时代特征，二是鲜明的党性原则，三是坚定的人民性原则。“预定”报道的人物身上是否具有这三个特点是决定其最终能否成为报道对象的关键。①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文化多元化的渐进和新闻事业的发展，人们对事物的评判不再仅仅是“是非论”、“黑白论”。在典型人物报道上，除了政治标准外，还有新闻标准和人性标准。②因为人物报道既然属于新闻的范畴，就应该具有基本的新闻价值；而且任何人都有人性的基本需求和为人的烦恼，要将人物写得真实可信，这些当然不可忽略。如在《烧不毁的美》这篇通讯中，郭梅尼就真实地记录了徐效钢因烧毁的面部而受到的歧视，文中写到“有的人从他身边走过，就嚷嚷，‘哎呀，丑死了’、‘吓死我了’”等。根据这三个标准，典型报道中人物的选择也由“两极”向“中间地带”转移了，英雄人物、杰出人物、反面人物可以写，具有“一滴水见太阳”功能的特色人物也上了报纸，如1987年《经济日报》对关广梅的报道。 　　 　　二、人物形象：将“神”还原为“人” 　　 　　很长时间里，典型人物的报道中都出现了片面化和“平面化”的偏差，认为只要是典型人物，就没有缺点，写出来的都是“高、大、全”的形象，而且有着超乎寻常的能力。如1994年一篇关于马永顺的报道写道：“退休后的马永顺仍然每年都上山栽树、扶育、整地。”年近八旬的马永顺看了报道很反感，就说：“我老了，干不动了，春天上山造林都没干多少，请记者不要再逼我夏天扶育、秋天整地了。”③由此可见，过去所作的典型人物报道很多时候都把人物“神化”了，使他们脱离了正常人的思想特点和行为特征，由此也失去了新闻的真实性。 　　其实，从美学的角度来看，残缺有时也是一种美。一味地追求完美，以偏赅全，只能败坏典型人物的名声和形象；而真实地为典型人物“画像”，有时即使暴露??典型身上的某种缺点，不仅不会掩盖典型的光辉，反而更能使人们看到一个立体的人。如人民网在2００4年6月《长风彩霞，逝者如诗――记登封市公安局局长任长霞》这篇报道中写道：“在郑州工作期间，无论工作多疲惫，只要一进家，她就捋起袖子下厨房。”“在不到1０平方米的卧室里，最显眼的是简易衣架上的一排衣服。这些衣服中除了一件警服，其他的款式比较新潮。”这些叙述，看似琐碎，但却展示了任长霞是一个鲜活的、为人妻、为人母的普通女性，这才让人觉得她是真实的、完整的、可信的。 　　 　　三、人物性格：由“那一群”到“这一个” 　　 　　恩格斯在《致敏?考茨基》一文中说过这样一句话：“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④在这里，恩格斯揭示了创造典型人物的一条根本规律，即典型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体。 　　但是，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中，我们的典型人物报道都只体现出“那一群”人的共性，却忽视了“这一个”典型的个性。有的典型人物报道不仅写作结构模式化，有时甚至连情节、语言都模式化。如在解放后到“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中，典型人物像孟泰、王进喜、陈永贵、邢燕子等，都是忘我忘家、克己奉公的，他们没有个人欲望，是道德上的“那一群”圣人。 　　虽说典型人物的先进思想并无太大差异，但他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特征，记者就应该抓住每个人不同的个性，使其真正成为“这一个”，而且这也是新闻真实性、新闻风格多样化、尊重被采访者的要求。 　　现在典型人物报道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如在《难忘那双手》这篇通讯里，穆青满怀激情地描摹了累死在治山治水工地上的公社党委书记孙钊的那双手：“孙钊那结满铜钱厚老茧的双手，凝着乌紫的血痕，断指还在发炎，整个右手肿得老高。在场的辉县县委书记郑永和激动地把孙钊的双手高高举起，向周围的人们大声说道：‘大家看看，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这是双劳动的手，坚强的手！为人民造福的手，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手！’”⑤ 　　 　　四、文中“配角”：从“水落石出”到“水涨船高” 　　 　　曾经在典型人物的采写过程中，有过这样的现象：被采访者不愿意接受采访，马永顺就是其一，他“见了记者总是躲着走”。⑥原因何在呢？马永顺是害怕记者给自己“杜撰”先进事迹，而另有一些典型人物却是怕被记者报道以后，身边亲友的疏远和孤立，因为记者为了“塑造”他们高大、完美的形象，而有意无意地伤害或贬低了他们周围的人。 　　事实上，典型人物报道不能让典型人物一个人来唱“独角戏”，对于他们的刻画不能采用“鹤立鸡群”、“水落石出”的方法，相反，应该采用“水涨船高”的描写手法，注意“主角”与“配角”的“合作关系”，因为只有根植于群众中的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