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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香蕉致癌”谣言看科学传播本土语境 　　２００７年３月１３日广州《信息时报》Ａ１版发表了一篇《广州香蕉染“蕉癌”濒临灭绝》?熏此文对香蕉的巴拿马病进行重点报道。同一天，《信息时报》又以《巴拿马病堪称香蕉癌症，多个国家地区深受毒害》为题进行了报道，其中提到“巴拿马病就是香蕉世界的癌症，无药可医……目前国际科学界都没有有效的治疗办法，是一种毁灭性病害”。接着《信息时报》又以《“巴拿马病”蔓延，广州三成香蕉遭毁》为题作了报道，其中指出，“封锁不及时病毒四处蔓延，‘巴拿马病’不但是癌症，也是香蕉世界的ＳＡＲＳ”。 　　３月１８日新华社发自南昌的消息称，江西部分媒体报道了广州香蕉染“蕉癌”。最后谁也没有料到，这则有关香蕉得“巴拿马病”的科学报道结果演变成了吃香蕉会致癌的谣言，更没有料到，全国香蕉因此价格猛降，蕉农损失惨重，香蕉产业及???业链相关行业遭受重创。①据统计，“今年３月２１日以来，海南香蕉从平均每公斤２至３元骤然跌至每公斤０．８元至１．４元，每天运销岛外的香蕉由原来的７０００～１００００吨减少到３０００多吨”。②最严重的３月２１日至３月３１日，海南香蕉每天至少损失１７００万元，许多蕉农面临破产，一个月下来直接经济损失达５亿元之巨。③ 　　香蕉巴拿马病被误读为吃香蕉会致癌的谣言不胫而走，迅速蔓延，其中谁是谁非，学界有不同看法。笔者认为，看似“荒唐可笑”的结果不是偶然的，联系海南西瓜被指用红药水染色谣言；２００６年１０月香蕉被化学剂催熟的谣言等，笔者认为，科学传播的本土语境才是引致香蕉致癌谣言的罪魁祸首。 　　科学新闻报道和科学研究报告对科学知识的传播差别很大。科学新闻报道往往以结论和推断开头，然后填充一些支持性的细节，没有过程表述，只有结果。也正因为如此，负责任的科学传播一定要评估本土语境下的传播效果，对处于探索阶段的情况要存疑，避免公众的误读误判。和科学研究报告比，科学报道最大的遗憾是滤掉了科学的探索精神以及探索过程本身，从而成为言之凿凿的论断。比如“巴拿马病就是香蕉世界的癌症，无药可医……目前国际科学界都没有有效的治疗办法，是一种毁灭性病害。”我们从香蕉患病的报道那里得到的不是“巴拿马病潜在的危险”，而是言之凿凿的恐怖瘟疫。 　　更有甚者，当今，大众报纸和电子媒体使得新闻事业的功能受到影响。传播的重点，从报道、批判、形成意见转向报道、解说、反映意见，即从新闻事业转向传播事业。注意力集中到了煽情新闻和内幕消息的报道上。“号称‘香蕉癌症’的巴拿马病”，这种表达本身就有哗众取宠之嫌。大众传播媒体是为生产、分配、提供信息的装置，被称作“事件媒体”，并逐渐演变为信息化社会中兼备娱乐、广告等功能的文化装置。 　　大众媒体的功能变化势必影响到其科学传播的维度。从内容到形式，科学传播必须服从于媒体的价值取向而不是科学本身的标准。基于媒体议程的科学传播，常常用想象代替科学研究的内容，难以担当传播科学的使命。报道中很少涉及科学研究的本质，科学活动成了带有情节的戏剧事件，各种夸张和激情的手法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传播的草率，不自觉地对信息进行表意性歪曲，其目的就是为了“表达或强化行动者的情绪，而不是为了影响外部情境”：如“封锁不及时病毒四处蔓延，‘巴拿马病’不但是癌症，也是香蕉世界的ＳＡＲＳ。”报道的焦点也集中在比拼竞争上，而忽视了科学自身的规律。 　　收获季节是“致癌香蕉”谣言传播的本土语境。实践也证明，中国历史上许多和农村有关联的谣言多发生在“抢播抢收”等令人焦灼不安的时令。近年来香蕉产量增长太快，产品供销链脱节，香蕉深加工不够，产业链短，附加值低。一有风吹草动，脆弱的香蕉产业就不堪一击。更雪上加霜的是，每年３月下旬，美国的新奇士、布林，越南的山竹，泰国的榴莲等优质水果和中国台湾的优质香蕉都大量涌入市场。与此同时，国内其他地区的菠萝、荔枝、龙眼等水果大量上市，都对香蕉造成冲击，致使谣言产生、传播的概率进一步加大。卡普费雷说：“谣言的反复出现取决于环境的偶然因素，这些因素放松了惯常的管制、抑制和疏导的做法，使潜伏的东西不再受到抑制。……它是一股地下水，只要有裂缝，水就会喷涌出来”。④ 　　而我们民族民间本土思维中有类似巫术思维中的互渗性这一特点，认为吃动物或植物的某一部分能补给人体相应的某一部分。⑤这是蕉癌谣言产生的另一种本土语境。把蕉癌和人的“致癌”自然当成相互渗透转变的事情，其转变的内在逻辑就是“吃什么补什么”。因此，吃香蕉致癌谣言的泛滥和人际之间信息的迅猛传播有了民族心理基础。虽然经调查，各类报道中的确没有直接提及“吃香蕉会致癌”，但是人们对“癌”这个字的天生恐惧心理，“蕉癌”这样的字眼在传播中发生了变异，谣言便成了恐惧的出口。而在民间的巫术中，蛊毒是一种历史久远的民间信仰，其中把“蛊”说出去，即象征性的放蛊，才能摆脱蛊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