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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价值澄清到品格教育个人历程 　　编者按霍华德#8226;柯申鲍姆,是美国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价值澄清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价值澄清是当时美国价值观教育最普遍、最流行的方法。价值澄清否定灌输,主张通过讨论与活动帮助年轻人选择、确立他们的价值观。但当价值澄清在20世纪80年代遭到广泛批评并沉寂下去时,霍华德又成为品格教育(品格教育竭力表明反对价值澄清)的积极参与者。 　　本文作者详尽阐述了自己所以成为价值澄清运动领导者的背景,以及如何转变为品格教育积极参与者的思想变化过程。如果要给这个转变过程一个具体时间段的话,那是七年。作者通过反思自己的成长经历,回味由“运用价值澄清对国家存亡会产生何种影响”这一在以色列遇到的问题所带来的冲击,体会自己教育女儿的过程,以及不断的思考和研究,勇敢地揭示出价值澄清理论本身的缺陷,并且意识到所有可以帮助青少年养成良好品格的好方法都应该受到欢迎。这一“缓慢”的学习和转变过程,正体现了作者严谨的学术态度和不懈的学术追求。在今天,这种精神正是我们的学术界应该学习和倡导的。所以,尽管文章有些长,但我们依然坚持全文刊载,相信读者朋友们在静下心来慢慢研读后,会与我们产生共鸣。 　　 　　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我是价值澄清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在这一时期所流行的价值观和道德教育创新方法中,价值澄清是最普遍的。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价值澄清受到了广泛批评,从那时起,价值澄清再也没有恢复往日的辉煌。目前,品格教育在价值观教育领域最流行,它经常竭力表明自己反对价值澄清。我有幸参与到这个当下盛行的运动的发展和传播中。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我从一种教育运动的领导者到另一种教育运动的积极参与者,而后者恰恰声称自己反对前一种运动。这是多么奇妙的事情啊!事实上,这是一个奇特而又有趣的历程。这一历程凸显了近来价值观和品格教育发展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我个人的道德和品格发展沿承了人道的、传统的、相对保守的道德传统,我想我应该从这里开始讲起。我的父母既饱含慈爱之情,又意志坚定。他们躬亲示范,表现出尊重、诚实、信任、仁慈等美德。我父亲的正直标准就是最高命令。无论是在街角的糖果店偷了一本连环画,还是打破了邻居家的窗户,只要我违背了他的标准,他便会非常生气。这对于我来说,犹如上帝愤怒一般。如果我不像他要求我的那样――回到小店或是邻居家去,为我的不正当行为道歉并赔偿――他便会说,我将来很可能会沦落为一个银行大盗,甚至锒铛入狱。 　　我接受了严格的犹太传统教育。同样,正是这种犹太教戒律使伦理道德及恻隐之心得到强化,并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影响。我接受了几年美国童子军①的品格教育。那时,我逐渐被灌输了忠诚可靠、乐于助人、亲切善良、友好、礼貌、顺从、乐观、节俭、勇敢、敏捷和虔诚等美德,并且要把这些美德灌输给更小的童子军。我珍惜其中的每一分每一秒,成为了“鹰军”的一员,之后又成为童子军团长助理。 　　说好听些,价值澄清想当然地不予重视灌输道德德性的传统;说难听些,价值澄清否定灌输,认为其扭曲了真正的价值的获取过程。而接受了价值观和品格基本训练的人却成了价值澄清运动的领导者,这是多么奇怪的事情!然而,这也不是很奇怪。因为我的父母鼓励我去追求真理、追随自己的信念。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达到了法定年龄,充满朝气,满怀理想,而又自认为正直,于是我对曾接受过的道德训练产生了反感。我反感对自己施行强硬教育的父亲,也反感和憎恨自己亲眼目睹的社会。这个社会容忍种族隔离,宣扬在亚洲进行非正义战争,歧视妇女,还容忍其他社会问题及不平等现象。 　　同许多事物一样,我也是这个矛盾的时代的产物。一方面我是传统家教、教育和宗教所灌输的道德观念的见证,另一方面我也是“大同时代”的见证。在“大同时代”,人们想要抛弃那些似乎有碍人类自由和潜力发挥的传统价值体系。在这样的时代中成长,我选择做一名教师并且支持价值澄清,一点儿也不意外。价值澄清是路易斯#8226;拉斯思、梅里尔#8226;哈明、悉尼#8226;西蒙提出并发展的一种比较新颖的价值观和道德教育方法。通过朋友,我认识了西蒙和哈明,并且很快与他们成为朋友兼同事,共同发展和传播价值澄清。 　　价值澄清曾在课堂、咨询机构、家庭及青年团体中广泛使用。我曾说过,价值澄清包括四个主要部分:第一,选择有关价值的话题或道德问题;第二,教师、咨询师、父母或组长提出一个问题或活动来帮助参与者思考、阅读、写作以及谈论这个话题;第三,在活动及讨论的过程中,确保所有的观点都会得到尊重和认可,确保课堂、咨询或团体中弥漫着一种心理安全而没有威胁的气氛;第四,活动本身和讨论的负责人要鼓励学生、患者或参与者在考虑话题时使用七个特定的评价过程。②最初的价值澄清理论表明,使用这些评价过程做决定的年轻人,会减少冷漠,减少逆来顺受,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