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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播学角度看郑和下西洋时期朝贡贸易 　　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郑和下西洋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扩大了朝贡贸易，发展了中国与海外的经济文化交流。本文将从传播学角度来解读这种朝贡贸易。 　　 　　传播关系的建立――朝贡贸易 　　 　　美国传播学者施拉姆认为，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要有某种共同感兴趣的内容才能构成传播。传播学者拉斯韦尔又提出了五“Ｗ”传播理论：传播须具备五要素，即传播者、讯息、媒介、受传者、传播效果。那么，郑和下西洋时期的朝贡贸易是否构成了传播关系呢？ 　　首先，我们要弄清朝贡贸易的含义及其实践操作。朝贡贸易是古代社会我国与外国建交的一种方式。郑和下西洋时期的朝贡贸易，就是外国君主或君主派遣的使者对中国进行访问，向当朝统治者赠送地方特产，中国接受以后，有加倍的赏赐，赏赐或是中国特产的丝绸、瓷器、铁器等，或是中国特产的钱钞，这是一种变相的货物交易，是中国政府以优惠的待遇与各国政府之间进行的有组织、有目的的物资交流。在这种物资交流中，给予物资的一方是外国君主或外国君主派遣的使者，即传播者；接受物资的一方是中国明朝的君主，即受传者；传播者向中国政府敬献了海外地方特产，借此表示对中国的敬慕或臣服，明朝统治者接纳贡品以后有加倍的赏赐，借此表示愿意接受海外国家的宾服。由此可见，传播者与受传者都借助朝贡贸易传播了一定的信息，而且朝贡物资和赏赐物资及其所体现出来的意义都是传播者和受传者双方感兴趣的内容，这样外国君主与中国政府在朝贡贸易中建立了传播关系，传播要素齐全，传播目的明确。 　　 　　一种特殊的传播介质――“贡品” 　　 　　“贡品”又称“贡物”，是指本国臣民或属国献给君主的物品。在我国封建专制社会中，凡一个地方的特产，臣民或属国都要将必威体育精装版、最好的献给朝廷，供皇族享用，这种制度始于夏代，一直沿用到清代末年。郑和下西洋时期，中国统治者一方面希望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种“天朝帝国”的政治局面，另一方面希望广泛得到海外的奇珍异宝。因此海外诸国所朝贡的“贡品”都是中国统治者喜欢的海外特产。在朝??贸易传播关系中，“贡品”作为传播介质，它的特殊意义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从传播介质本身来看，“贡品”在明朝政府与海外诸国的关系间显示了它的独特优越性；从传播者的角度看，贡品能使处于藩属地位的海外诸国使者得到一定的经济利益，也借此表示对中国政府的臣服；从受传者的角度看，“贡品”是处于帝国时代的明朝统治者实现政治愿望的有力证明。 　　贡品的特殊性体现在它既蕴涵着经济效益，又包含着政治目的，还传递着物质文化。 　　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之一是“通西南海道朝贡”，“宣德化而柔远人”，带有明确扩大朝贡贸易的使命。明朝严禁民间海上贸易，而“夷中百货，皆中国不可缺者”①，为了实现官方贸易的垄断，明政府需要开通正规通畅的货物流通渠道，其中一条有效的渠道就是扩大朝贡贸易，通过海外诸国君主或使者朝贡得到大量的“贡品”，以满足统治阶级生活所需，这样就体现出了“贡品”的实用价值和经济价值。但贡品的真正意义不在经济上，而在政治上，在明朝统治者看来，朝贡是以“天朝上国”自居，保持最高国际地位的有效手段，“万国来朝”的局面体现了明朝“天朝帝国”的中心地位，因此“贡品”的政治意义凸显。 　　对于海外诸国来说，所朝贡的“贡品”，一是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借此表示对明朝的臣服，二是带有强烈的经济色彩，借此名义来华贸易获利。因为明朝政府有规定，“是有贡舶，即有互市。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②这样一来，海外诸国必须要在朝贡的名义下来华贸易。而明朝对各国朝贡实行“厚往薄来”的方针，海外各国君主或使者来华朝贡，会给予极为厚重的赏赐，并对其附带的货物采用“给价收买”或“许令贸易”的办法。所谓“给价收买”就是明朝政府对海外使者随贡品所带之货物用高价收买的一种方法，“许令贸易”即是明朝政府允许海外使者直接把所带货物投入中国市场进行交易。因此使节来到中国，除少量的贡品外，都要随带大量商货，从中获利。其实他们所带货物在海外算是平常物，到了中国就成了奇珍异宝，价格高昂，是当地的几十倍乃至几百倍，可见利润颇丰。因此对于海外诸国使者来说，“虽云修贡，实则慕利”，③明朝政府对前来“朝贡”贸易的海外各国，还一再放宽政策，凡到中国来“朝贡”的，“悉听其便。或有不知避忌而误干宪条，皆宽宥之”。④尽可能宽待他们，让他们多获得一些经济利益。 　　在永乐宣德之际，亚非诸国受郑和下西洋的影响而来中国朝贡的国家，有占城、真腊、暹罗等60多个国家，其中贡物最多的是暹罗，达65种，最少的是阿鲁国，有2种。⑤所朝贡的贡品，大多也是珍禽奇兽、香料珠宝等具有海外文化特色的物产。虽然有一些物品是直接从自然界采摘、猎取的，不必经过人类再生产，但也蕴涵着当时海外物质文化的特色；各国贡品中的手工艺品，有些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