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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叙事学发展中初探媒介叙事 　　从经典叙事学到新叙事学,叙事学经历了一个从单数到复数的转变。叙事学研究,也从寻找普适的叙事模式转移为探究叙事与社会、文化、历史、读者及其他学科间的相互关系,形成了诸如认知叙事、社会叙事、媒介叙事等研究领域。本文试图通过对叙事学阶段性发展的梳理,探寻叙事理论对媒介研究可供借鉴之处。 　　从经典叙事学向新叙事学的转变 　　20世纪60年代,在语言学的基础上,叙事学综合俄国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等流派的研究形成其理论架构。通过借鉴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思维模式,叙事学研究者们将叙事作品看做一个独立自主的封闭体系,探求文学作品中的共时性内容,通过分析作品内部各要素间的关联,寻求隐藏于一切叙事性作品中的抽象叙事结构。 　　尽管经典叙事学在发展中融合了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甚至一些英美学者的研究成果,但这一时期的叙事学研究仍有其不足之处。张寅德曾评价说:“叙述学虽然理论上主张超越构成材料和种类体裁的区别,建立包罗万象的叙述模式,而实践上却有所区分和选择,主要致力于由语言构成的叙事作品的探研,而且其自身的发展促使其从宏观的、总体的研究逐渐演变为小范围的、特殊叙事体裁的研究。”①也就是说,经典叙事学研究将视野局限在以书面语言为载体的文学作品上,对其他以非书面语言为载体的叙事作品较少问津。 　　20世纪90年代之后,受后结构主义等思潮的影响,叙事学研究开始与其他学科的发展相融合,并扩展自身的研究范畴。戴卫?赫尔曼就此评论道:“经过这些年的积极发展,一门‘叙事学’(narratology)实际上已经裂变为多家‘叙事学’(narratologies),结构主义对故事进行的理论化工作已经演化出众多的叙事分析模式。”② 　　从研究趋势看,新叙事学对经典叙事学实现了两个层面的突破:其一是将研究领域从小说乃至文学领域突破出来,延伸到历史、媒介、日常生活等领域。其二在于将文本的批评范畴从狭隘的文学文本扩展至各种纪实叙事,也由之兼及了与阐释学相关的读者对叙事的接受状态等。 　　从经典叙事学到新叙事学,从文学领域到历史、媒介,乃至社会生活领域,叙事学在以开放性的态势消解于其他学科的同时也彰显着自己在新的语境下的存在价值,让任何具有叙事色彩的内容都进入研究视野。在这一发展形势下,众多媒介研究者开始关注媒介理论与叙事理论的发展和交融。 　　媒介叙事的研究对象及其存在意义 　　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和文本样式,媒介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聚合信息、传承文化等作用。而按照德里达“文本之外无他物”的论断,媒介的信息传递、文化传承,乃至意识形态控制、制度技术发展,不再是文本之外的独立存在,其本身就是文本,都具备叙事性。可以说,媒介以其广袤的影响力成为当今社会最普遍、最有影响的叙事,其覆盖范围包括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电影、网络,以及以手机为代表的移动媒体,其文本形式有文字、图片、音频、视频、flash动画,等等。 　　凯尔纳曾经将媒介文化概括为三个方面的内容:1.媒介文化产品制作;2.媒介文本;3.文化文本的接受和运用。③其中,文化产品的制作包括媒介物质技术形态及体制因素,它与媒介文本、文化文本的接受和运用共同构成了文本的生产、呈现、接受和运用的完整动态循环系统。这个对媒介传播的总体认识,建立在对组成媒介传播各个环节认识的基础之上。如果说媒介叙事研究以媒介文本为核心对象,实际上就是将媒介传播这样一个既封闭又开放的循环系统视为研究对象。媒介“产品的生产就必然与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和文化环境相关联,而文本涉及新闻、广告、影视娱乐节目及媒介其他的符号产品,其接收又涉及受众及其社会、文化背景”④。在研究进程中,对于文本的生产阶段,我们考察其制作过程中物质技术和体制因素对文本最终呈现状态的影响;在文本的呈现阶段,考察作为高度符号化和程式化的文本如何对受众产生影响,探寻隐藏其中的叙事机制;在文本的接受运用阶段,考察受众的个人特征及其接受环境对其接受和运用文本的影响。这三个方面的内容相互牵连,互相渗透,共同组成媒介叙事的研究对象。 　　对大多数人而言,媒介运作、信息传播都是围绕新闻事件、影视娱乐节目、广告等内容进行,在这个过程中,新闻被传递,娱乐被分享,媒介与大众似乎是各取所需。然而在叙事学的观照下探究媒介的发展演变,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媒介文本在其传播系统中意义是如何被建构、被凸显并被传递和内化到接受者身上的。虽然新闻恪守客观原则,广告和影视娱乐节目则以娱乐的态度运作内容信息。但正如简?斯托克斯所言:“新闻就像戏剧表演一样完全围绕着‘故事’和故事成分构造。几乎每一种媒介和文化形态中都或多或少存在着叙事成分……一个好故事总是将它的叙事机制隐藏起来,所以我们要避免让文本误导我们,令我们忘却了它是一种叙事。”关注媒介叙事就是使我们能够解析媒介文本的内在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