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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普通医师到大学校长跨越 　　郭政，1960年2月生于山西省太原市。1983年7月获山西医科大学临床医学学士学位，1991年12月获英国利兹大学麻醉学博士学位。1983年起，先后任山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麻醉科副主任、主任、副院长，1998年7月～2000年9月任山西医科大学副校长，2000年10月至今任山西医科大学校长。 　　现为山西医学会副会长，教授，博±生导师。先后在Neuroscience、Pain、Br.J.Anaesthosia、《中华麻醉学》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出版专著2部。曾获“山西省优秀归国留学人员”称号。作为山西省中青年学科带头人，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重点科学技术研究基金、卫生部科学研究基金等支持的多个项目。 　　 　　出国的收获 　　 　　在国内，山西是较早启动省筹经费公派出国留学的省份。1988年1 1月，郭政通过考试，得到山西省公派出国留学基金的支持，赴英国利兹大学留学。 　　在著名麻醉学家戈尔登?查尔德导师的指导下，郭政在麻醉学领域找到了一个重要的突破口。留学期间，他在国际麻醉学界首次论证了“5-羟色胺在脊髓内镇痛作用中部分作用受到机体内吗啡受体的调节”这一问题，并以此为题完成了12万字的博士论文。 　　就在郭政完成博士论文的那段时间，国外的学术交流制度让他得到了比研究本身更多的收获。在此期间，他先后到法国和澳大利亚参加学术会议并做交流，还应邀在英国的诺丁汉、莱斯特、埃塞克斯、卡地夫、哥拉斯哥等地进行学术交流。这些交流使他的研究成果在世界麻醉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也开阔了他的视野。 　　英国的天气，经常阴雨绵绵，妻子孩子不在身边，郭政难免孤独寂寞。但这又给了他一个沉下心来思考的机会。那几年中，他常常会望着窗外的细雨，陷入长久的思索。英国这样一个岛国，为什么能在世界上长期保持经济与科技领先地位?而自己的祖国，为什么会与这些发达国家有这么大的差距?怎样才能让自己的国家尽快发展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郭政这些思考的价值，甚至大大超出了他实际学到的技术、学术的价值。 　　3年后，郭政回到太原。当火车停靠在太原火车站站台时，他看到，从医院的科室主任，到医院和学校的领导，都已经在站台等候他了。这让他感到温暖，更让他振奋。 　　“回国后最大的不同，是觉得责任更大了，周围的期望更高了，自己应该把份内的工作做得更好。并不富裕的山西人民出了这么多钱培养自己，自己就应该好好为这个地方服务。” 　　 　　在科室的舞台上 　　 　　回到了熟悉的科室，回到了亲人身边，回到了昔日的导师麾下，郭政找到了久违的回家的感觉，一切似乎回到了原点。但很快，他发现，自己跟这个熟悉的环境已经有了遥远的距离。 　　科里的麻醉手术和他出国时相比没有什么变化，与国外比，差距太大。仪器仍然只有水银汞柱的血压计和听诊器，而在国外，医院里早就配备了全套的监控设备，病人的每一次心跳都能监测到，甚至病人的每次呼吸，每次呼吸产生的气体成分的含量，仪器都能监测到。可以说，国外麻醉医生想知道的病人手术时的各项体征，基本上都能通过仪器看到。而这里，碰到情况复杂的病人，医生只有把着病人的脉搏，靠感觉做出判断。 　　郭政清楚地记得他回国后不久经历的一次手术。“那次是给一个40多岁的妇女做一个二尖瓣手术，就和打仗一样，用‘浴血奋战’比喻都不算夸张。那时候甚至没有扩张器，手术过程中主要靠经验，主刀的外科医生用一个手指头从病人心房捅进去，紧接着用第二个手指头把二尖瓣分开。因为要保证手术过程中的血量，就要人为地把病人的心脏扩开。这时，突然从病人心脏一下子喷出大量血液，血液喷得很高，主刀的外科医生紧张得腿都发抖。这个时候，处在麻醉状态下的病人的生命安全状况究竟如何，完全靠我们麻醉医生把握。这个手术最后是成功了，但这次手术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却给了我很大的刺激。” 　　郭政下决心推动医院从根本上解决监测仪器问题。他找到医院领导，提出了他的全新设想。经过努力，医院很快采纳了他的建议，并配备了设施，这使得山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成为山西第一个把现代监测医疗设备用到手术过程中的医疗单位。 　　人们一般认为，麻醉就是给手术病人止疼。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麻醉一方面要给手术创造条件，让病人在最佳状态下接受手术，另一方面，麻醉医师要保证病人在手术过程中整个生命系统的安全。比如，不能因为病人做了一个肺部手术，醒来后神经系统却受到了损害，或者大脑的一些功能丧失了。为了从根本上提高手术质量，必须结合临床对麻醉的机理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当时，有关部门对麻醉手术死亡率的控制要求是万分之二以内。在郭政所在的医院，因为手术绝对数量多，每年都有几例病人，因为不明原因死在手术台上。尽管比例控制在要求之内，但郭政认为，一些不明原因的死亡发生在手术麻醉的过程中，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