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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己脚下开始迈步吧 　　德育，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德育“言行”不一，真的很尴尬。这是一个真问题，不是伪问题；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不是某个地区某个学校的个别问题。德育的尴尬，其实是我们自己的尴尬。为了不让德育尴尬，说到底，应该让德育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去，使其呈现原本的状态和面貌，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和作用；进而，使教育不再扭曲，让整个教育恢复原本模样，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行；进而，使我们不再纠结，让我们按照教育规律去办事。德育不再尴尬了，教育就正常了，就辉煌了，我们也就自信了、幸福了。 　　毋庸赘言，德育尴尬本身就已清楚地说明，德育现状是不正常的。尴尬本身就是异常，就是背离；尴尬本身就是滑稽，就是讽刺；尴尬本身就说明这一状况应该改变，而且必须改变，但又显得无奈，因而陷入莫名的痛苦中。因此，我们固然要继续揭示种种尴尬的现状和事实，这样做，我们会有一种痛快淋漓的感觉；但这不是我们的重要任务，更不是我们的首要追求。我们的任务与追求，是从尴尬的背后发现原因，尤其是深层的原因，进而寻找不再尴尬的根本办法。 　　最近，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因为发现青蒿素而获得2011年度拉斯克临床医学奖。在接受美国《临床研究杂志》访谈时，她引用了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约瑟夫#8226;戈尔斯坦的话，来说明自己找到青蒿素的思路和办法。戈尔斯坦说：“生物医学的发展主要通过两种不同的途径，一是发现，二是发明创造。”屠呦呦说：“很荣幸，这两条路我都走了。”我由此联想到了德育。德育不能等同于自然科学研究，不过，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应当是相通的，那就是既要去发现，也要去发明创造。 　　发现，我以为首先要从德育的外部去发现，即发现整个教育存在的问题。 　　毋庸讳言，当下整个教育仍在应试教育的轨道上运行。应试教育的本质特征就是以知识为本，以分数为本，以升学率为本。在这种应试教育体制下，德育当然只闻其声，而不见其形，说起来重要，在分数面前，肯定是不重要了。应试教育是最不重视德育的教育，是最不道德的教育，是最无人性的教育。可恶的是，奉行应试教育的人还常常冠冕堂皇地说：我们十分重视德育。其实，德育早就被分数、升学率吞没了。在应试教育之下，德育的尴尬不可能摆脱。《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规定：素质教育是战略主题。要让德育不再尴尬，就必须坚定不移地实施素质教育；实施真正的素质教育，必然会坚持德育为先，德育也就不会再尴尬了。 　　还有，我们常常打着德育的幌子干违背德育宗旨的事儿。我经常听校长们说起教师节的苦恼，也经常听教师诉说“六一”儿童节的郁闷。教师节本是教师自己的节日，在节日里可获得专业的自信和幸福。领导为表示尊重，要来慰问教师，无可厚非，可结果呢，教师汇报，领导听取汇报，提要求，作指示，教师只是陪衬，教师节成了“领导节”。儿童节更为过分。为了迎接某些领导的祝贺，小朋友们在艳阳下苦练节目，等着为领导表演。可是，领导很忙，半天要去好几所学校，结果只待了几分钟，便匆匆离去。儿童节成了为领导表演，向领导“邀功请赏”的日子。教师节、儿童节这么好的德育契机都被糟蹋了，当前还有什么德育可言？德育现已演化为一种形式、一台过场戏！究其原因，肯定出在领导层、决策层，可是，如果我们有一点儿理直气壮的申辩，如果我们有一点儿自主的勇气，如果我们有一点儿坚守的智慧，会不会是另一番光景呢？我无意把责任推给学校，推给校长和教师，无意为领导开脱责任，只是想说，有时尴尬和我们自己相关。德育的形式主义不除，德育的“官僚化”不除，尴尬会永远顽强地存在。消除尴尬，我们也有责任，我们应当自己解放自己，我们应当从自我做起。也许那句话是正确的：我们不能改变大环境，但我们可以创造小环境；我们不能改变别人，但可以改变自己、超越自己。 　　发现，更要从德育的内部来看。 　　先说师德。有人将中美两国的师德要求作了比较。中国的《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共有六条要求，“志存高远”、“严慈相济”、“诲人不倦”、“终身学习”等，基本上可以称作“美德伦理”，不具操作性。而美国的《教育职业道德规范》只列举了“对学生的责任”、“对本职业的责任”两大原则，提出18条具体要求，如“不应该无理阻止学生接触各种不同观点”、“不应该利用学生的职业关系谋求私人利益”等等，没有高谈阔论，只有对一系列不当行为的抵制与排除。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师德的尴尬，最大的毛病就是唱高调，满足于口号的漂亮和响亮，追求美德伦理，而忽视规范伦理，这样反倒使规范落空。进一步来看，整个学校德育要求过高、过急，脱离实际，拔离了生活大地，这怎能不陷入高要求与行为的背反之中？我们应勇敢承认，德育的尴尬与我们自己有关。为了不让德育尴尬，请放低德育的身姿，向生活靠拢，让德育渗透在生活中，让德育显得更自然、更实在，这样，尴尬就会渐渐远离我们。 　　再说学